(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從唐至清，有撿到遺失物品必須上交官方的規定，并有相關的懲處獎勵措施。“拾金不昧”一詞到清代才有，出于吳熾昌的筆記《客窗閑話》。

　　中國古代流傳至今的關于“拾金不昧”的故事并不多，但被我們的社會曾經無數次的推崇。通常提到的無外乎“樂羊子妻”“甄彬還金”“林積還珠”等故事。

　　“拾金不昧是中國傳統美德”，這種語言我們再熟悉不過了。尤其是對80年代以前出生的孩子來說，“撿錢交公”是他們在作文時必寫的內容。

　　似乎歷史上沒有哪個時代像我們社會曾對“拾金不昧”如此濃重地渲染。

　　一段時期，“拾金不昧”由形而上的公民素質被具化為一種形式上的行為規范。就像學校里面對課間操的嚴格要求，鍛煉身體早已不是目的，能在統一旋律中達到千百人手腳動作劃一，才被認為是最重要的。

　　當人人都高唱《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時，講臺上的盒子里出現了很多一分錢，它們有的來自于地上，有的來自于孩子們的零花錢。老師的表揚讓很多人體會到了交公的收益。

　　然而，當有人可以用一分錢來獲取這種道德上無限上綱時，那些真正從地上撿到一分錢的人卻不好意思再把它放到盒子里了。這種形式主義對道德的屠戮屢見不鮮。

　　有些人經常用回憶五六十年代的“民風淳樸”來嘲諷今天的世風日下。從北京市招領處的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到從80年代末撿拾物品的數量開始下滑，從1989年的3萬余件直到去年的1400余件。

　　這種變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們更多地關注了這里面的成本因素，認為成本的高昂阻礙人們的向善之心。但誰又能否認，這其中沒有大眾對被形式主義過分渲染的“拾金不昧”的叛逆情緒。

　　曾經，孔子弟子子路救了一個溺水者，對方送頭牛表示感謝，子路接受；子貢替一位奴隸贖身，官府要獎勵他，子貢拒絕。孔子說，子路之事可以促使人們樂善好施，子貢之事則會阻塞人們向善的意愿。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