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市場經濟取向的改革開辟了道路。在改革經歷了二十年之后的今天，當我們回顧改革的歷程時，不能不感到我們所選擇的改革方式是非常正確的。我所著的《面對改革之路》思考了這些問題。

　　　要知道，計劃經濟體制由若干個次一級的體制組成，例如計劃的企業體制、計劃的財稅體制、計劃的金融體制、計劃的價格體制、計劃的勞動用工體制與人事體制等。它們彼此緊密結合在一起。這個次一級的體制依存于另一個次一級的體制，而另一個次一級的體制又依存于第三個次一級的體制，盤根錯節，難解難分，此存則彼存，此損則彼損。于是，要想沖破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對任何單個的企業或單個的居民個人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這清楚地說明，要擺脫計劃經濟體制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十分艱難。假定改革方式選錯，比如說，選擇某些國外經濟學家所推薦的“休克療法”，即全面放開價格的改革方式，中國經濟只可能陷入混亂狀態而不會有目前的成就。

　　　中國所選擇的改革方式是：先從農村改革開始，再轉入城市改革，而在城市改革中，以企業改革為主線，同時進行經濟方面的一系列配套改革，逐步取得勝利。價格放開是漸進的，價格改革不是改革的突破口，但改革的最終成果必定是自由市場市價。實踐證明這種改革方式的正確性。

　　農村的改革使家庭承包制確立下來，到八十年代初，農村面貌大變，農民的溫飽基本解決，農民向市場提供的農產品增多，市場商品日益豐富。這一切全依靠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路線的正確。正是由于農村改革取得成就，所以從一九八四年十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起，改革重點從農村轉入城市。

　　　在城市改革中，假定不以企業改革為主線，改革不僅不可能真正有所進展，而且更可能使物價連續上漲不已，最終導致改革停頓、流產。這是因為，企業改革的核心是界定產權，政企分開。各種配套改革都同產權改革有關。要讓投資主體承擔投資風險，而不進行產權改革，投資主體怎么可能承擔投資風險，怎么可能同市場經濟相適應？再如，金融改革中的重要一環是把專業銀行改造成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業銀行。這同樣是一個產權改革問題。商業銀行的自主經營和自負盈虧是以界定產權、明確產權為前提。要使商業銀行成為真正的金融企業，必須使商業銀行擁有包括國家在內的出資者投資形成的全部法人財產權，成為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責任的法人實體。這不是產權改革是什么？最后，以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來說，要建立企業養老和失業保險制度、企業工傷保險制度，以及要合理運營社會保險基金，如果不進行產權改革，不理順企業產權關系，各種社會保險基金如何由社會統籌？社會保險基金又如何能在社會范圍內運營并使之保值增值？可見，產權改革的確是推進經濟改革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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