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月日消息：慕綏新、馬向東貪污受賄案，可議論者頗多。如今腐敗案多男女夾纏，男貪官挾美女，女貪官擁偉男，真像那個“嬲”字，鳥男女們膩在一起，滿溢著“性趣”。今天的解放軍報發表題為《“慕馬案”二女》的評論。文章說，這里要說的“慕馬案”二女，與權色交易無涉，卻均可用上《沙家浜》里那句唱詞：“這個女人不尋常”，不過一反一正罷了，因此值得一議。

　　先說馬向東的老婆章亞非，此女堪稱“嫁雞與之飛，嫁狗與之走”的鐵桿保夫派。媒體報道：“馬向東‘出事’后，其妻章亞非自信可以用錢和關系救馬一把。為此，章亞非多次飛往香港和東南亞，轉移贓款，與有關外商訂立攻守同盟。同時，她找了一位大報記者給中央寫‘內參’‘說明情況’，還多次花巨款到北京找人打點……她買通獄警，曾3次與馬向東直接通話，報告她的活動進展情況。”活脫脫一個女光棍使出渾身解數的架勢，把“夫唱婦隨”這出戲唱到了家。

　　文章指出，章亞非的社會身份，不得其詳，但可以肯定是個國家干部，很可能因“夫貴妻榮”，她也弄上個局長處長干干；就算她只是個普通公民吧，在大是大非面前，竟置國法與民心、正義與良知于不顧，轉移贓款于前，“找人打點”于后，與乃夫實為十分般配的一對壞蛋。論夫妻關系，她確實做到了同床不異夢，同惡相濟，而論公民職責，她可是與國法民心對著干，助紂為虐，于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也就活該。我們理解親情未必人人能“大義滅親”，但凡事都有個定盤星，是非善惡要分清，雖說“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不各自飛亦可，也別“情癡”到“連理”成共犯。值得注意的是，章亞非能夠“找人打點”，可見此女手段非同一般，也可見社會上存在著一個打點的“場”在，雖然最終章亞非未遂其救夫志，也足以使人們對此類“夫人”活動能力，不可等閑視之。

　　再說慕綏新的前妻賈桂娥，此女堪稱巾幗不讓須眉。媒體報道：“由于賈桂娥與慕綏新感情不好，離婚又增加了怨恨，賈桂娥檢舉慕綏新的‘積極性’頗高。2001年3月22日，經中央批準，對慕綏新正式立案調查。”。我對這段文字頗不以為然，從行文看，賈桂娥是“倒慕”第一人，那么她的功明擺著，卻又為何給她的“積極性”加上引號？把檢舉慕綏新歸于“離婚又增加了怨恨”純屬妄斷，難道離婚反增加了情愛才是？何況怨恨也要看怨恨的是什么；即使真是“離婚又增加了怨恨”，也不影響檢舉慕綏新是正義之舉的肯定評價。前妻，以前是夫妻，難道還要恪守“夫妻沒有隔夜仇”；前妻，畢竟同床共枕過，那才叫知根知底，揭其隱秘，舉其暗疾，舍我其誰———賈桂娥就該當仁不讓，挺身而出，她的“積極性”好得很！如果承認反腐是場持久戰，那么理當歡迎腐敗分子的前親愛者、現親熱者爭先恐后“反水”，而且不問“反水”者出于什么感情，出以公心固然好，私人怨恨也無妨。有反腐“積極性”，總比與腐敗分子同流合污強。賈慕1999年離婚，正值慕某仕途飛黃騰達時，賈女士“增加了怨恨”也屬人情之常。雖然如今不必把“糟糠之妻不下堂”奉為道德準則，但“糟糠之妻”自有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把腐敗分子拉下馬義不容辭。值得注意的是，賈慕1999年3月離婚，“2001年3月22日，經中央批準，對慕綏新正式立案調查”，整整兩年時間，慕綏新一直在升官路上挺進，而賈桂娥的知老底很可能僅限于1999年以前，人們有理由問：1999年以后的慕綏新在飛黃騰達與腐敗并進的路上，又走了多遠？他的上司、同僚、下屬對慕的腐敗問題發現沒有，檢舉的“積極性”可否比得上其前妻？

　　文章最后說，“慕馬案”塵埃落定，二女兩種選擇，兩種命運，涇渭分明。反腐，是試金石，也是分水嶺。“鋤一害而眾苗成，刑一惡而萬民悅”。看看他或她在反腐中的表現，足以知其人成色，掂量出這個人的斤兩，分辨出他的好壞。(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