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慈善焦慮與黃光裕的私人財富

　　前段時間的熱點莫過于國美特別股東大會在深圳召開，創(chuàng)始大股東黃光裕敗北，比爾·蓋茨和巴菲特的“慈善晚宴”也辦完了。兩件事看似不搭界，但兩相對照著看，對我們很有啟示。

　　近一個多月來，中國社會被有關慈善的討論覆蓋了，媒體一直忙著打聽“巴比”晚宴誰參加、誰不參加，富豪們想不想捐錢。答應參加的富人，被期待捐出身家；拒絕出席者，“被等于”拒絕慈善。突然釋放出來的道德壓力，傳導給中國的富豪階層。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社會對慈善的焦慮，這種焦慮幾乎發(fā)展成一場廣泛的道德教育運動。

　　巨大的社會反響，凸顯“巴比”式慈善對中國巨大的示范效應。產(chǎn)生這種效應的原因很復雜，比爾·蓋茨和巴菲特是美國的財富英雄，捐出數(shù)百億財富，又成了道德楷模。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中國社會內(nèi)部，即社會貧富差距過大，民眾對富豪的財富普遍持懷疑態(tài)度。敦促富豪們學習“巴比”，等于要他們捐出財富，實現(xiàn)自我救贖。

　　但富豪之于中國，其存在價值到底在哪里？是推進實業(yè)，發(fā)展生產(chǎn)，還是把錢捐光？這些問題值得以理性的態(tài)度認真思考，并在此基礎上重新審視“巴比”式慈善，調(diào)整輿論有關慈善與富豪的觀念和心理。

　　國美“黃陳之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富豪財富的絕佳時機。國美電器在港上市，其總市值達400多億港元，其中黃光裕占股32.47%%。在這場公司控制權的爭奪戰(zhàn)中，黃光裕最后失敗。在國美賬面上，有100多億港元屬于黃光裕，但控制權爭奪的失敗意味著，這些巨額財富被公司控制了。或者說，他的錢支撐著國美的事業(yè)，成了一種社會資源。

　　有一部叫《現(xiàn)代公司與私有財產(chǎn)》的經(jīng)濟學名著，它把現(xiàn)代大規(guī)模的股份制公司稱為“準公共公司”，其顯著特點就是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你有錢，向一家股份公司投入了資本，但你未必能夠控制你的錢，這時你的財產(chǎn)就為社會所用了。其實，那些控制著公司經(jīng)營的企業(yè)家，其私人財富也是一種社會財富，除非他把錢從公司抽離出來，全部花掉。

　　在中國，目前社會貧富分化嚴重，實現(xiàn)分配正義是人們的期待。但擴大生產(chǎn)和增加就業(yè)，也是當務之急。我們應當借助富豪推動發(fā)展，把社會財富的蛋糕做大，在此基礎上，通過社會政策調(diào)整，實現(xiàn)分配公平正義。

　　有這樣一則報道：巴菲特每年舉行“與巴菲特共進晚餐”宴會，“共餐權”是全球拍賣的，錢捐給慈善機構(gòu)，現(xiàn)在價格已漲到200多萬美元了。每年宴會，媒體自然爭相報道，最后要評出一篇最佳報道。有一年，記者們對盛宴進行了相似的報道，獨有記者艾格伊將目光落到餐廳外一個乞丐身上。這名乞丐從垃圾桶撿東西吃，并自言自語：“過期的三明治和沙拉醬，照樣能把肚子填飽。”巴菲特把最佳報道獎頒給了艾格伊。

　　對于此事，不同的人有不同解讀，有一種解讀說，盡管“巴比”做慈善，乞丐照樣必須乞討。美國最近宣布，全國有4000多萬窮人。“巴比”的慈善宴會，只有富豪受邀。他們贊助開發(fā)的藥物，只有權貴用得起。他們資助建成的劇院、音樂廳，是富人附庸風雅的場所。這不是否定慈善的作用，而是說慈善有其局限性，它不是幫助窮人的靈丹妙藥，我們不宜對它寄望過高。(楊于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