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日，哈爾濱水價聽證會正式召開。13名消費者中只有一名退休教師堅決反對漲價，但卻得不到發言機會。而消費者代表中的“退休職工”、“下崗職工”身份存疑，一位“退休職工”告訴記者，他是哈爾濱現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不到退休的年齡，也不是退休職工。(中國青年報 12月10日)

　　不能提出異議和質疑的聽證會當然就失去聽證該有的意義。可是從中國歷次召開的聽證會(尤其是事關電價、水價等民生問題)來看，我們會發現議論的焦點往往最后都會落到質疑參加聽證會代表(尤其是民意代表)的身份上面。這似乎已經成為了常態，成為聽證會一直擺脫不了的魔咒。

　　就水價調整聽證而言，其實所有參加聽證會的與會代表有一個共同的身份，那就是都是“居民”，且都是消費者，因此他們完全可以成為消費者代表中的一員，這毫無問題。即便那個“退休職工”真的是酒店的董事長，家里生活同樣要用水。

　　因此，公眾質疑聽證會消費者的身份本身原本就是個現實悖論。包括聽證會中的官員在內，除了官員他們也可以代表消費者，這種雙重的身份決定了這一矛盾的存在。那么這一悖論為什么會存在呢？

　　粗糙地劃分聽證代表的身份恐怕是導致這種質疑存在的一個重要原因。我以為消費者代表不能單獨地以“工農商學兵”或者“退休職工”、“下崗職工”這樣的分類去選擇。為什么對于水價上漲有的人很緊張而有的人卻無所謂，這個一個人的身份沒有必然的聯系，決定因素的經濟條件。

　　其次，是“替誰說話”的問題。理論上來講無論是董事長還是退休職工，都有資格成為消費者的代表。但是為什么公眾對一名董事長成為消費者的代表的質疑會如此強烈的呢？原因就是“替誰說話”的問題，董事長是消費者，但是他不一定替消費者說話，一是因為他不差錢，二是大可不必自找麻煩。

　　因此，要打破每次公眾都對聽證代表身份存在質疑的魔咒，讓聽證會真正成為一種公眾代表表達訴求的平臺，在目前的現實情況下，我認為聽證之前不應該僅僅對他們的身份進行公示，身份只是上一個時代判斷公民經濟狀況的標準，現在依然用身份來選消費者代表，顯然已經過時了。

　　聽證水價、電價，都跟居民的錢袋子有關，和身份沒有實質上的關系。因此我以為要選出真正沒有爭議的消費者代表，就應該按照不同的收入水平選取聽證代表，而至于如何確定代表的收入水平，我覺得對聽證代表進行財產公示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作者：時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