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行業收入差距最高與最低的比值在逐年拉大，今年一季度公布的數據顯示，最高的證券業是全國平均的5.9倍，行業收入最高與最低的比例擴大到了11：1。”“而這種差距約1/3是壟斷因素造成的”。“我國國民收入中用于雇用職工的工資比重大幅下降。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10年下降了11.66個百分點，嚴重影響了就業總量。”

　　以上幾組數據是全國政協委員宋曉梧在全國政協“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專題協商會上作專題發言時提及的。為此，宋曉梧建議調整分配結構以促進就業。

　　宋曉梧還列舉了好幾個“頗具震撼力的數字”：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表明，1980年，我國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可以拉動200多萬人就業，這一比例到了1990年下降至100多萬，21世紀以來基本徘徊在100萬左右，有的年份只有80萬。目前我國的就業彈性大致為0.1。2007年歐盟地區總的就業彈性為0.78。1992年至2004年“金磚四國”的就業彈性，巴西為0.9，印度為0.3，俄羅斯為0.2。

　　按照國家發改委分配司有關報告列舉的18個行政性壟斷行業的工資總額推算，以2007年行業平均工資為基數，節省下來的1/3工資福利可以多容納700萬人就業。如果把行業差距縮小到多數市場經濟國家合理的差距，達到最高與最低比為2:1左右，節省下來的工資福利可以多容納1000萬人就業。

　　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緩慢。可以大量容納就業的第三產業，近十多年來產值比重長期停滯在40%左右，就業比重長期停滯在30%左右。提供城鎮80%以上就業崗位的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長期未得到解決。

　　宋曉梧委員不無憂慮地表示，我國現在突出的問題是綜合國力有了很大提高，但就業彈性卻一直下降。我們強調就業是民生之本，保經濟增長就是保就業、保民生，但經濟工作往往還是最終落腳在保GDP增長上，地方政府很難從依靠投資拉動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中擺脫出來。

　　為此，宋曉梧建議，近期乃至“十二五”時期宏觀調控都應將促進就業作為首要目標，下大力氣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勞動報酬在GDP中的比重；調整三次產業結構，提高服務業的就業比重；加大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改革力度，加快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完善對民營經濟的金融服務，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宋曉梧認為，這不僅有利于經濟發展模式的還變，提高居民消費水平，更有利于緩解收入分配差距過大造成的社會矛盾，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作者：張海燕、楊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