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專家稱，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是中國經濟長遠發展的考慮，增加人民幣匯率靈活性的價值遠大于升值與否

　　4月23日，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在華盛頓召開會議。從會后發布的聯合公報可見，與會議之前外媒熱炒人民幣升值話題相反，本次G20峰會并未就人民幣升值問題進行公開討論。

　　盡管近期巴西和印度也加入了迫使人民幣升值的隊伍，但在G20華盛頓峰會期間，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卻表示人民幣匯率問題要由中國自己來選擇，并相信“中國會根據自己的利益做決定，重新啟動改革進程，恢復幾年前已經開始的匯率改革過程”。

　　在人民幣匯率問題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時，我國學者也發出了深化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提高匯率靈活性的呼聲。

　　增強匯率靈活性

　　4月25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CCER中國經濟觀察”第21次報告會上指出，匯率形成機制是很多問題的根源，匯率問題也并不會因為美國發生金融危機而得到解決。

　　周其仁認為，出于穩定匯率的考慮，央行一直采取發行基礎貨幣來購買外匯，但其直接結果是貨幣發行量加大，造成流動性充裕，這可能會使結構問題進一步惡化。如果真的為了穩定匯率，他認為央行可以選擇用財政資金來購買外匯，而無需用基礎貨幣來購買。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盧峰也表示，應深化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讓匯率更好地發揮調節國際收支的相對價格功能。提升央行執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切實實現管好貨幣、穩定幣值的目標。

　　增強人民幣匯率靈活性的觀點也得到了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原所長余永定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的認同。

　　作為人民幣匯率問題的專家，余永定表示，人民幣升值有利也有弊，但利大于弊。在國際金融危機尚未塵埃落定、美國財政狀況每況愈下的今天，匯率問題的關鍵還不在于人民幣是否低估抑或人民幣升值是否會影響國際收支，而在于中國是否還打算繼續大量增加外匯儲備，以資源、環境、教育和血汗為代價繼續大量積累美國的借據。

　　余永定表示，經中國社科院世經所的研究人員測算，人民幣升值對出口企業的彈性大概在-0.56。

　　而對于一些經濟學家反對人民幣升值的論點，余永定認為他們的邏輯存在問題。一些經濟學家辯護不應該讓人民幣匯率浮動，理由是人民幣一旦浮動，出口就會受到影響，這意味著他是相信有彈性的。另一面又提出人民幣升值對美國沒用，因為美國儲蓄率不足，無法解決貿易順差問題。“分析同一個問題用不同的分析方法，邏輯是矛盾的。”

　　“人民幣升值問題不是炒出來的。”周其仁認為，推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是中國經濟長遠發展的考慮，匯率形成機制應該更加靈活。

　　解決貨幣錨問題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比較了當年日本廣場協議之后的日元升值帶來的十年衰退與當前中國的經濟形勢。他認為，經常項目長期失衡，可能帶來嚴重的政治、經濟后果。從我國自身的利益出發，需要考慮國際社會的反應。

　　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人民幣一改升值勢頭，將人民幣盯住美元維持在6.82的水平，以保護中國出口商的出口和就業。

　　不過，黃益平認為，盯住一個走向衰落的貨幣，恰恰可能成為不穩定的根源。匯率提高靈活性的同時，要解決貨幣錨的問題，靠什么來穩定需要一個明確指標。

　　周其仁也表示，貨幣錨是非常重要的。與當初金本位體制不同，貴金屬是最誠實的貨幣，貴金屬貨幣的錨很可靠。但是當代貨幣是國家系統貨幣，一旦貨幣無限加印，就會成為劣幣。

　　周其仁認為，任何國家貨幣需要一個機構來承擔錨的作用，這個錨不僅要有少數專家認可，也需要一定層面的企業、產業、公眾的支持。同時，他并不認同如果人民幣沒有找到錨就不應該放棄盯住美元的看法。

　　最后，黃益平表示，廣場協議并非導致日本經濟衰退的主要因素，而是日本一直以寬松的貨幣政策竭力抵制日元升值，促成了十分嚴重的資產價格泡沫。扭曲的程度越來越大，最后不得不做大幅調整。而中國目前的情況跟日本很像，抵制升值，大幅度放松貨幣。中國有可能正在重犯日本三十年前犯過的錯誤。 ( 王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