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樓市調控逼迫游資撤離，就出現一種預判：新的“瘋狂的君子蘭”現象重現市場。果不其然，從大蒜開始，投機活動迅速蔓延，許多百姓生活的必需商品卷入其中，從大蒜到蔬菜、綠豆，從三七藥材到粳米、玉米。低收入群體首當其沖，感受到了疊加的負面效應。

　　相對于房價，百姓菜籃子的價格變化對于政府來說更加敏感，對于影響宏觀調控政策走向的消費價格指數左右力也更大。因此，政府嚴打投機行為，采取臨時性的價格干預和補償措施，是應有之義。如果政府的干預不到位，那么宏觀調控就容易受到人為干擾，實現調控目標的難度就會增大。發改委日前在京召開全國物價局長會議，提出嚴厲打擊捏造、散布漲價信息，提高價格調控能力，向城鄉低收入群體發放臨時價格補貼。這個決定，體現了政府對低收入群體的民生關懷。

　　不過，向城鄉低收入群體發放臨時價格補貼，仍然屬于防御式政策。要真正讓民生得到更有力的保障，政府需要更積極和深入的干預。低收入群體之所以難以承受菜籃子價格的投機性上漲，根本原因在于，他們的財富創造能力和社會保障水平都過低。如果沒有長效機制作為屏障，面對龐大的游資四處尋求投機品種的攻勢，臨時價格補貼即使解決了低收入群體的菜籃子，也難保低收入群體在其他方面的實際生活水平不下降。

　　根本的解決之道，不僅在于盯緊游資的動向并限制投機路徑，還在于能否有效提高社會財富的分配水平，讓低收入群體更多地享有經濟發展成果。社會成員收入差距的急劇擴大，在很大程度上是既有的社會結構所造成的。比如城鄉差異、行業差異和戶籍區域差異，不僅拉大了不同群體的收入差距，也加大了低收入群體自我改善的成本。但是，低收入群體的生活水平，不僅不應該隨著市場價格異動而事實下降，還應該得到實質性提高。低收入群體的社會上升期待值，也不應該隨著市場價格異動而耗散，而是得到實質性提高。因此，政府在干預市場價格的同時，還應該對妨礙社會成員提高社會地位的種種制度性壁壘進行干預。

　　而且，政府是市場價格調控和社會收入分配調控的唯一人選。從這個角度說，對近期糧食和農副產品市場價格異動的干預，還應促進相關改革的全方位啟動。(特約評論員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