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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調產的宏偉藍圖，一再被煤炭解構
★ 本刊記者/何忠洲(發自山西)
一個外地人路過山西，拍了一組照片，里面是觸目驚心的污染狀況，其中白色的狗也被煤灰染黑，他起了個標題叫作：斷子絕孫式的經濟模式。
改變這種經濟發展模式，要靠調整產業結構。
但是，山西省的產業結構調整實際上一路多舛。
“煤老大”是如何形成的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研究員苗長青說，在山西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煤炭的獨大地位其來有自。
山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智效民告訴記者，及至解放前，山西煤炭就是國際列強虎視眈眈的戰略物資，但是，直到閻錫山時代，煤炭的開采與比重都并不太大。
建國后，因為“淺內陸、近沿海”的區位優勢，再加上部分近代工業基礎，以及得天獨厚的煤炭資源，山西理所當然地成為當時國家工業化建設、三線國防工業建設以及煤炭工業建設的重點地區。
這也正是山西背上沉重計劃經濟包袱的開始。
但那個時候，煤炭本身并不特別突出。苗長青告訴記者說：當時化學、冶金、建材、機械制造、電子、醫藥、輕工等許多部門都獲得一定發展。
煤炭被真正的突出始于改革開放后。1979年秋，當時的山西籍副總理薄一波復出后第一次到山西視察，明確提出把山西建設成為全國的煤炭能源基地。
這一建議，立即得到了中共山西省委的認同，隨后也得到中央的認可，為此，國務院專門成立了山西能源基地辦公室，推動山西能源基地建設。
“煤炭能源基地”隨后被當時的山西省委、省政府進一步擴展為“能源重化工基地”。所謂“能源重化工”，當時是指能源工業、重工業和化學工業。“重化工”并不是指“重化學工業”。
1984年，隨著“有水快流”的提出，國家、集體、個人一齊上，對煤炭的開發進入了大躍進時期。
這一時期，國家約十分之一的重點工程集中在山西，集中在重工業，特別是能源工業。這一時期，煤礦由2000多座猛增到6000多座。
1987年初，山西社科院有學者認為：“對于煤炭資源的開發，不是越多越好，否則會增加浪費性需求。”并在會上提出“開發山西煤炭資源，應當采取“以運定產，適度開發，內涵擴大，穩定增長”的16字方針。
但是，這一點并未得到主政領導的同意。
這直接造成其后煤炭生產的供過于求，整個煤炭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的情況下萎縮。
一個相隨的惡果是，隨著各方面對能源工業，特別是煤炭工業大力支持，再加上市場本身的因素，輕工業一落千丈。
上世紀90年代，山西有一大批輕工名牌產品，如早于長虹的春筍牌電視機、先于海爾的海棠牌洗衣機、還有銷售額位居全國同行業第四的芳芳洗衣粉、華杰牌電子表、大光牌香煙等，后來卻都從人們的視野里消失了。
單一經濟結構的惡果也很快顯露出來。從上世紀80年代末，全國煤炭市場就開始出現過剩現象，此后，煤炭市場一直低迷，需求不足，到90年代中后期更是日趨加劇，省內幾大礦務局先后陷入停產、半停產狀況，貨款回收困難，工人工資發不出。
1990年代初，當時的省領導曾專門組織班子，搞了一個調整產業結構的規劃，但這個規劃沒有實施，形成了“紙上談調”。
調產決心在煤炭面前失語
十年一晃而過。
1999年，山西省人均收入全國倒數第一。這年10月，新任省領導班子在運城地區召開了“調整產業結構”大會，達成的共識是：經濟結構不合理是山西經濟發展最為突出的問題。
隨后的2000年1月，省九屆人大三次會議上，全省經濟結構調整時間作了安排：十年為期，前5年爭取使產業結構有明顯的變化，后5年爭取使產業的優化升級達到全國中等乃至更高的水平。
2001年9月，省委、省政府制定了《關于進一步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實施“1311”規劃的意見》。這一規劃確定，在2001年到2005年的“十五”期間，全省要集中抓好100個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30個戰略性工業潛力產品、10個旅游景區景點和100個高新技術產業化項目。
這一時期，產業結構調整聲勢非常之大，也確實做了很多事。但是，2001年，一直低迷的煤炭價格陡漲。一位煤老板告訴記者的經歷是：他1998年沒能考上學，沒有出路，就只好辦了兩座煤礦，然而自辦以后，就成天在外，一是要債，一是躲債。2001年的一天，他正在外面躲債，突然一個手下打電話告訴他：煤價漲起來了，六百萬的款項已經打到他賬上。這讓他簡直不敢相信。
煤炭價格的迅速飆升，使得山西的日子一下子好過起來。
建國以來，山西財政收入跨越第一個百億元大關，到1994年用了整整45年時間。但2001年跨越第2個百億元大關，只用了6年時間。2003年，就是在遭受突如其來的非典襲擊的情況下，全省財政收入仍凈增87億元，達到了379億元，同比增長29.77%，在全國排第6位。用兩年時間跨越了第3個百億元大關。2004年增速躍居全國第二位，完成財政收入533.5億元，一年跨越400億、500億兩個百億元大關。
調產的長遠憂患意識，瞬間被天降的巨大喜悅所取代。
這幾年來，雖然一直在喊調產，但是收效未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