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貨膨脹的最大危害是，不僅造成社會財富的大范圍轉移，而且嚴重影響了低收入人群的基本消費能力。因此，在推進國民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兩防”將成為優先于經濟發展速度的最重要的宏觀經濟管理目標。

　　⊙曹建海

　　12月3日，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開幕，會議將制定明年經濟政策框架。考慮到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以及國內社會各經濟主體及中外機構利益的日益分化，特別是這次會議對于明年我國投資、消費、進出口、物價、股市、房地產等方面可能產生的重大影響，可以預見，這將是一次舉世矚目的會議。

　　關于今年以來我國經濟形勢的分析，11月27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給予了充分肯定，指出當前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有不少有利條件，但同時也指出，國際經濟環境更加復雜，國民經濟運行中長期積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依然存在，改善民生工作仍有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因此，中央政治局會議特別提出要堅持穩中求進，保持經濟持續平穩較快協調發展，把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這就是說，在推進國民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兩防”將成為優先于經濟發展速度的最重要的宏觀經濟管理目標。

　　為什么要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經濟發展速度再快些，把“蛋糕”做得更大一些，不是我們一直所希望的嗎？這里有兩個問題必須弄清楚：一是我們的經濟增長是由什么引擎拉動的？二是這種經濟發展究竟能夠給人民帶來多少實惠？從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看，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最終動力——當然，并不排除在特定時期，以重工部門為主導的固定資產投資拉動經濟迅速增長，以及在出口換匯時期擴大出口，也能拉動經濟的快速增長。

　　不過，固定資產投資一般是建立在消費需求基礎上的。而且，各國經濟增長的經驗證明，重化工業超前增長，也只存在于工業化過程的特殊階段，并不能覆蓋各個經濟發展時期。出口創匯的目的，從來不應該為創匯而創匯，而是為了進口國內需要的多樣化產品和服務。當然，依據比較優勢的原則，進出口活動可以為一國帶來額外的福利。這些理論和實踐證明，投資和出口創匯的目的，都是為了提升本國人民的消費水平；相反，如果過度的固定資產投資和過多的創匯，是建立在損害國內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以及各級決策者心態膨脹和經濟泡沫基礎上的，并最終損害了本國居民的生活質量，這樣的投資和出口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增長，也就失去了其最基本的意義。

　　需要高度警覺的是，我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很大程度上以房地產投資為龍頭的。實際上，我國目前包括建筑、鋼鐵、有色金屬、水泥、航運等產業的高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住房投資、工業開發區建設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房地產投資為服務對象的。對房地產業的扶持政策，為從事該行業的各個經濟主體提供了豐厚的回報，也為地方政府帶來了超過一半財政收入的實惠。但是，這些成績是建立在高房價基礎上的，引發民眾對高房價和房地產業諸多問題的不滿。更為嚴重的是，這種把社會資源主要配置在房地產業的政策，不僅危害到我國的耕地資源保護，也深深地擠壓了其他產業以及關系國家未來命運的教育、科技的發展空間。

　　通貨膨脹的最大危害是，不僅造成社會財富的大范圍轉移，而且嚴重影響了低收入人群的基本消費能力。現代消費函數理論認為，財富是全社會總消費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房地產、股票等資產的大幅度上漲，意味著公眾持有的貨幣出現了嚴重的貶值，也意味著消費品的價格實際上是被嚴重低估了，有強烈的“比價復歸”要求。所以，單純地看待消費物價指數，并不能反映我國通貨膨脹的全貌。而國民生產總值“平減指數”，也只能反映當年國民經濟增量的實際價值與名義價值的錯位，不能反映財富存量特別是各類資產價格的變化引起的財富效應。只有全國控制貨幣供給，抑制資產價格的過度上漲以及由此產生的過度投資和投機活動，才有可能根治通貨膨脹。

　　目前，外匯儲備持續大規模增加，有可能成為導致中國經濟陷入被動局面的直接因素。我國當前的外匯儲備增加，有貿易順差和外商直接投資因素，更多的是國際熱錢流入的因素。在美元本位制的條件下，對人民幣升值的套利活動導致更多的熱錢流入，而我們缺乏最基本的控制手段，不能不說是宏觀管理上的巨大缺失。在一些國際資本擇機“落袋為安”的情況下，所謂取消“不必要的外匯管制”、鼓勵“走出去”、“港股直通車”等，不過是應對國內流動性過剩的“應急”之舉，可能正好迎合了一些不良用心的國內外機構的夢想。盡管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流動性，但同時給我國經濟帶來更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

　　正如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的，2008年經濟社會發展任務很重，要把握全局，統籌兼顧，突出重點，狠抓落實，切實把各方面發展的積極性引導到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上來，引導到科學發展上來，努力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這是值得我們期許的！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投資與市場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