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針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及當前金融改革途中出現的新問題,組織了多方知名專家、研究人士展開深入研討。《南方日報》應邀參與深入報道。

　　本期我們就“人民幣匯率”這一熱門話題,與專家對話。參與此次對話的兩位嘉賓分別是花旗銀行亞洲首席經濟學家黃益平,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肖耿博士。

　　宏觀經濟直面兩大現實矛盾

　　記者:從國家有關部門近期釋放出的信號看,5月份的CPI增幅有望出現小幅回落,市場上的流動性也似乎有所“收斂”。但是,汶川大地震及其后期重建所帶來的投資,勢必成為一個新問題。在此背景下,高層近日也反復強調要把治理通脹視為今年經濟工作的第一要務。那么,在您看來,眼下我國宏觀經濟面臨的突出矛盾是什么?

　　黃益平(花旗銀行亞洲首席經濟學家):我認為,眼下中國宏觀經濟面臨的主要突出矛盾有兩個:一個是經濟增長速度開始回落,一個是通貨膨脹壓力不斷上升。

　　如果單一來看,它們似乎也并不是什么大問題——只不過是經濟增長速度由原來的12%變成了現在的10%多一點,通脹水平由原來的2%—3%上升到了現在的8.5%左右。

　　對于決策者也好,對于投資者也好,如果是經濟增長速度在放慢,我們有很多對策；如果通脹上升,我們也有很多應對辦法。但是,當這兩個看起來“并不是特別了不得的問題”交織在一起,并且成為一種趨勢,問題就比較難對付了。因此,我認為這是中國經濟目前面對的巨大困擾。

　　肖耿(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我和黃益平的觀點是一樣的。盡管國內物價在宏觀調控政策的不斷推進下有所緩和,但是鑒于各種深層次因素——譬如亟待改革的價格體制本身以及外部的國際油價攀升等影響,我國通脹的壓力在今后四五年內是難以徹底消解的,換句話說,我們正在告別低物價時代。這種轉變必然對廣大民眾的生活、企業的生存與發展提出直接的挑戰,也對我們的現行經濟政策帶來巨大的壓力。

　　黃益平:實際上,中國經濟眼下面對的難題,幾乎全世界,起碼是在亞洲我們所看到的大部分國家都面對同樣的難題。

　　如果觀察以后一段時間,我覺得會有一些新的機制進一步推動矛盾的發展。首先要看到的問題是美國經濟增長速度放慢會使得中國經濟或多或少地受到影響。

　　肖耿:外部環境日益嚴峻,這也是對我國經濟增長十分不利的一個問題。美國經濟進一步疲軟,會使得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還會下降。這個情況,從我們第一季度的GDP增長速度、工業生產和出口數據里都可以看出來。

　　記者:相比于經濟增速出現放緩的苗頭而言,現在政策層面對于通脹的關注度更高。關于我國通脹的誘因已經有大量的人士做過解釋,那么在你們看來,給我國的通脹帶來越來越大壓力的關鍵因素是什么?

　　黃益平:造成現在通脹壓力的關鍵因素,我認為就是錢太多,流動性太高。因為國內需求不旺盛,導致了出口順差龐大,這樣一方面使得很多錢回流中國。

　　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中國給外界形成了一種人民幣升值且將不斷升值的預期。在這樣的情況下,假設中國財政可以發揮作用,增加其他形式的國內需求,這樣更好。如果在短期內不能增加,通過政府發揮更積極的作用,推動國內需求的上升,能夠降低國外賬戶的失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會減少外部賬戶的壓力,也可能有助于降低國內流動性壓力。如果國內流動性壓力降低,也許對通脹有所幫助。

　　肖耿:我認為,現在國內的通貨膨脹的根源不是我們印了太多錢,而是沒有計算成本,比如環境的成本、《勞動合同法》,還有很多原材料等。正因為如此,也就意味著我國目前與全世界其他國家一樣要經歷相當長時間的通貨膨脹——當然不是惡性的通貨膨脹,只是受原材料價格、各種勞動力價格上漲的影響。所以我個人判斷,在今后5年保持4%以下的通貨膨脹是非常難的事情。

　　徹底打消升值預期:看上去很美?

　　記者:除了剛才所說的通脹、經濟增速回落,我們還不得不重點關注流動性以及人民幣升值的問題。最近,有不少人士提出,為了解決我國資本流動的壓力,就要從根源上解決——有的觀察人士主張人民幣升值“一步到位、然后急剎車”,有的則主張“打消人民幣升值預期”——這其中就包括肖教授本人,那么,這種預期真的能打消嗎?

　　肖耿:很多人覺得這個設想不可能。但我的觀點比較鮮明,我認為完全可能。

　　在匯率改革前的十幾年,我國的匯率沒有變化,當時并沒有見到像今天這樣大規模的投機資本的流入。就是因為當時境外的投資者知道我國貨幣不會升值。而現在的情況是,未曾嘗試讓人民幣浮動的中國開始有了這樣的“規劃”,并給外界升值的預期。當人民幣真的升值了這樣的預期反復被得到證實,而且速度很快,加上我國經濟本身顯現出巨大的發展前景,那么,熱錢流入就勢不可擋了。

　　黃益平:我對這樣的命題并不認同。因為我們根本無法打消外界對于人民幣升值的預期——無論央行采取什么樣的手段。

　　想打消人民幣的升值預期,我覺得這種思路很好,但是操作起來不太可能。即便是有些人士提出的“先大幅升值,然后急剎車、穩定一段時間”的思路也是不可取的。第一,如果先大幅升值,該一次性升多少?第二,即便是中國單方面釋放出人民幣短期內停止升值信號,能改變國際熱錢博弈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預期嗎?第三,如果現在不再允許人民幣升值或者阻止升值,這顯然也是與當初宣布匯改的出發點相悖的。

　　我覺得,我們要清晰看到的是,現在進入中國的熱錢,很多并不是為了短期的套匯,他們看中的是人民幣長期的升值趨勢。

　　肖耿:黃益平的觀點很有道理,但是我認為,打消升值預期還是非常必要。不少人認為,升值預期指的是名義匯率的升值預期,我自己覺得這是誤解。很多人覺得香港是聯系匯率,歐元在歐盟各個國家之間是固定匯率。通常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的機制下匯率不一定要改變,可以改變,但是要有靈活性。

　　對于我國來講,目前可以考慮不改變匯率。為什么?因為過去改變了,沒有達到當初預想的目的。當時我們想到一方面可以改進外貿順差,但是外貿順差還繼續存在。當初我們想到投機資本流入是可以控制的,實際上沒有達到。因為過去的升值結果導致的預期越來越強,而且越來越高。預期的根本原因不在市場,匯率改革前的十幾年一直都有預期。但是因為我國政府態度非常堅決,所以預期很快就過去了。

　　而一旦政府開始允許人民幣升值,老百姓就有預期了。所以最根本的還是政府姿態——反之,如果政府說不升,市場就會相信。

　　記者:肖先生極力主張“打消人民幣升值預期”,而剛才黃益平先生認為不太現實。那么,怎么做可以實現這個目標呢?

　　肖耿:我覺得現在最好的時機政府要解釋。為什么?我們試過了人民幣升值,但是現在遇到了巨大的資本流入風險,沒有辦法對付。資本管制根本不可能達到效果。

　　人民幣每年升值10%,再加上有通貨膨脹,人民幣以每年20%的速度升值。這顯然不是我國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可以承受的。

　　我們要注意的一個現實是,眼下沿海地區的出口遇到了挑戰,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在短期內控制通貨膨脹,成本的增加會搞垮自己的經濟——而我國經濟一旦垮下來,對美國經濟也沒有好處——當然你說要打消多久?我覺得非常明顯的界限是,如果中國國內的價格體系可以理順,人民幣匯率放開的風險會很小。

　　不過,在目前來看,我國現在匯率完全放開時間太早。主要原因是,我國的金融體系不健全,我國的價格體系還不完善。特別是目前還有很多的重要行業、國民經濟支柱行業還存在價格管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放開匯率就會造成國內金融市場的混亂,風險是非常大的。

　　高油價會否成為加劇通脹形勢催化劑

　　記者:在觀察今年國內宏觀經濟走勢的同時,一個重要的外部因素——國際油價著實越來越讓人擔憂。那么,高油價會不會成為加劇我國通脹形勢的“催化劑”?

　　黃益平:今年的石油價格走勢是全球宏觀經濟形勢里面最令人難以解釋的一個現象。一般來說,世界經濟疲軟,大宗商品石油的價格應該疲軟。但今年我們看到的是,全球經濟增長速度回落,而石油價格和大宗商品價格卻不斷上升。

　　我也注意到,對此現象,有各種各樣的解釋。有的說是因為中國的進出口不斷上升,有的說是因為美元疲軟,所以很多投資者就轉向投資大宗商品,也有的說是因為石油生產的邊際成本發生變化,跟需求沒有關系。需求強也好,弱也好,如果邊際成本上升了,有可能使得石油價格保持在高位。

　　我認為,不管是什么原因,或者今后幾個月石油價格會不會出現疲軟,關鍵的一條,在今后一段時間石油價格會保持相對比較高的水平,大家基本已經有共識,也可能是130美元,也可能是100美元,甚至80美元。但是多數人認為再像過去20美元一桶或者50美元一桶的好日子,不能說一去不復返,可能是很長時間不會再看到。

　　記者:很顯然,高油價已經對我國的經濟產生了很大沖擊。其中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成本增加使增長速度放慢,而成本增加又使通貨膨脹壓力上升。與此同時,我們看到,我國一再對油企進行價格補貼。在高通脹的背景下,這樣的做法是否有益于改善民眾的生活、企業的生產?

　　肖耿:尤其是在當前國內通脹壓力加劇的背景下,我個人是反對對電、油、水進行補貼的。因為這樣的做法所帶來的是低效率的問題、財政成本問題。而且我認為,當務之急是需要理順國內生產要素價格。

　　看看中國的經濟史就不難發現,在五六十年代那個時間段內,中國的工業發展速度很快,只不過后來沒有發展下去。為什么?第一是因為沒有市場導向；第二是沒有解決激勵機制。

　　改革以后解決了這些問題,但是沒有解決成本扭曲問題。因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就像肖耿講的是成本正常化過程。那么成本正常化意味著什么?意味著生產成本要上升,比如能源、土地、勞動力、環境等要素成本。這個成本上升了,在一定程度上會推動通脹壓力上升。另一方面,會降低經濟活動的速度。

　　(記者　鄭春峰　呂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