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忽悠“富豪榜”的英國小伙胡潤又在忽悠中國人了：日前，他拋出了一份“2008中國新貴族消費門檻”，據他稱，“每年至少要消費8299萬元”才算跨越了這道門檻，可以躋身于“中國新貴族”之列，而符合這一標準的中國富豪共有5萬人。(《京華時報》7月24日)

　　錢多就是貴族？我對這個結論非常懷疑，因為“富”并不等于“貴”。“富”是有形的，可用物質衡量的；“貴”是無形的，是內在的、精神的修養和氣質，是不能用財富堆積去衡量的。富豪可能低級庸俗，“貴族”卻可能生活拮據。胡潤來自英國，應該知道一部英國貴族史表明，貴族之所以“貴”，并不在于擁有巨額財富，更不在于豪華奢靡、揮金如土的生活方式，而在于其品行端正，操守優良，注重榮譽；在于其對社會進步的推動以及為其他群體所提供的保護和幫助；在于其對國家利益和榮譽的捍衛，包括為此所作出的犧牲。

　　實際上，貴族一詞所強調的，早就不是什么財富、消費之類的意義了，而是精神品質。比如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就曾指出：有獨立心而勇敢者曰貴族道德。很明顯，在這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眼里，所謂的貴族精神指的是一種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貴的精神氣質，既無關乎門第、血統，更與消費水平無關。

　　中國改革開放30年，其在社會學意義上所產生的后果，就是社會開始分層，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標已經完全實現。在我看來，如何教育、引導這些先富起來的人養成“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貴的精神氣質”，學得像一個真正的“貴族”，自覺地承擔起其對社會、對公眾、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是中國面臨的一大課題。“貴族”品格不是天生的，而要靠后天的培養。比如在1930年代之前，西方強調企業的唯一目標就是利潤，而1930年代至1960年代則倡導企業也要對顧客、員工、供貨商、債權人及所在社區負責；1960年代后，則更多地主張企業應該參與解決社會問題，回饋社會。到了今天，比爾·蓋茨甚至認為，獲得社會認同是一件比獲得財富更重要的事。

　　胡潤以消費能力作為劃分“中國新貴族”的標準，無疑是屬于一種商業炒作，我們不妨一笑了之。但對于究竟什么才算“貴族”，我們不能被胡潤忽悠了，應該有自己的標準———即便是富人糊涂，社會公眾卻不能糊涂！(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