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據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發展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等規模經營主體；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得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性質，不得改變土地用途，不得損害農民土地承包權益。 中新社發 劉君鳳 攝

　　偉哉，農民由“土里刨食”而“土里刨金”

　　同樣的土地，以前只能收割作物，政策一變，現在卻能收割金子。對比英美法系確立財產權和歐洲大陸的高福利的體制，農民的土地收益權這項土地政策具有非凡的歷史意義。

　　我們這一代人對“三中全會”是有特殊感情的，面對“文革”后留下的爛攤子，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隨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解決了“文革”中遺留的問題，并啟動了農村改革的新進程，確立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體的農村新型生產關系，為今后農村生產力水平的飛速發展吹響了號角。可以說，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沒有農村生產力的解放，就沒有農民溫飽問題的基本解決，就沒有改革開放和今天國家的強盛。

　　而歷史將證明，確定了農民的土地收益權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是又一次在歷史上留下深刻印記的“三中全會”，對于占我國人口總數超過百分之六十的農村人口來說，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幾千年以來，他們面朝黃土背朝天辛苦勞作，把土地當作吃飯的依靠，取得微不足道的收入，所以就有了“土里刨食”這種說法。以前地方政府要征地，便會成立一級土地開發公司，采用“一套班子，兩套牌子”的做法，給予農民以或多或少的補償，從此便買斷了他們的土地收益權。如果以后土地增值或者在該塊土地上建立的項目有了盈利，則收益全部會被開發商和地方政府拿走，土地的原主人農民卻沒有任何從這些收益中“分一杯羹”的權利。我的岳父母就屬于“失地農民”，他們的土地已經在這屆三中全會之前被地方政府收走。他們的經歷告訴我：僅靠出賣土地上種植的農作物取得的微薄收入，僅能滿足農民的溫飽，無法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幾千年來農村落后、農民貧困的狀況。所以說中國的農民苦，中國的農民累！

　　而今，十七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確立了農民對土地的收益權，抓住了我國農村土地制度矛盾的關鍵。在這個前提下，與以往地方政府對被征用土地的武斷定價不同，今后可以以公開市場拍賣的方式，讓市場來對土地的收益權定價，并且農民可以把土地將生產資料的名義入股在該土地上的在建項目，從而參與該項目的收益分紅，以前只能出賣農作物或一次性把土地使用權轉讓給一級土地開發商，而從這屆三中全會開始，農民卻可以長久地享受土地今后帶來的收益，真正由以前的“土里刨食”轉變為“土里刨金”。可以預見，此舉可以從根本上提高農民收入，使農民參與到房地產的利潤分配中去，長久地享受土地收益所帶來的好處，從而更加體現和諧社會的本質。

　　對比英美法系確立財產權和歐洲大陸的高福利的體制，該項土地政策具有非凡的歷史意義：我國把自身客觀情況與各國經驗相結合，既明確并尊重人的財產權，又兼顧到了社會福利，是中國在探索人類文明制度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的又一次偉大探索。

　　展望未來，我對農村的發展前景充滿了信心。新制度的頒布，確保了農民對土地的經營收益權，可以提高農民種田的積極性，對維護國家糧食安全具有深遠影響。此舉最重大的意義在于可以從土地入手，從根本上解決農村長期貧困、農民收入增長慢的現狀。農民收入快速增加，農民消費也會相應增長，可以預見一個廣闊的農村大市場將會被開發出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擴大我國內需，緩解我國經濟對外的依存度，刺激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對于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大意義。

　　從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現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30年的時間中，我們在社會主義道路上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國家對農業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大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使農民能從土里刨出食，并且填飽了自己的肚子，已經成為我國在社會主義道路建設方面的成功典范而載入史冊。此次十七屆三中全會，將會把千百年來農民“土里刨食”的狀況變為“土里刨金”，同樣的土地，以前只能收割作物，政策一變，現在卻能收割金子。運用原有土地資源為農民創造更多的收益，真正使農民參與到社會發展的福利分配中去。我相信，幾十年以后，當我們回首這屆三中全會，我們會發現一如1978年的那屆三中全會那樣，是使中國發生天翻地覆變化的起點，也是中國社會向全面和諧的目標邁出的一大步。(周洛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