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位學者聯名發出救市建議，引發輿論熱烈議論，有人經過調查宣布，這些經濟學家中有人在炒股票，或做獨立董事。(據昨日《北京青年報》)于是，坊間議論很快就轉向了一個敏感問題：這些經濟學家代表哪個利益集團的利益？坦率地說，辯論如此轉向，實在是公共治理的悲劇。

　　即便這些經濟學家都是上市公司的董事、總經理，又怎么樣？他們照樣有權利在公共媒體上自由地發表自己對股市的看法，包括表達“希望政府救市”的意見。

　　如何處理股市，乃是一項公共事務，而且是一項事關經濟大局的重大公共事務，那么，任何人都可以發表自己的看法。上市公司、投資銀行的工作人員，因為自己的切身利益，可以表達自己的看法，而這是他作為公民的權利。

　　關于意見的表達，有人存在誤解。一些人以為，媒體既然是信息交流的平臺，那人們只能表達“正確的”觀點。問題是，類似于救市這樣的公共事務，在人們沒有表達、沒有辯論之前，什么是正確的，根本就在未定之數。要求人們表達正確的觀點，意味著自己成為“正確”標準的制定者，是把自己的私見當成真理強加于人。

　　另一種誤解是，只有真正出于公心的學者，才有資格在媒體上對股市問題表達意見。問題是，誰有資格能稱自己擁有判斷什么是公心、什么是私心的標準？誠然，民主政治需要人們具有公共精神，盡可能地基于公正的、超脫的立場發表自己的意見。但這僅是一種道德要求，而不是一項發表闡明時必須具備的法律資格。

　　民主政治確實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是利益的政治，但民主政治確實不能拒絕有人基于利益參與政治。一個人出于私心，他也仍然有權利發表意見。

　　更有進者，即使有人基于私心針對公共問題的意見，也并不足以對一個健全的公共政策決策過程構成損害。因為，只要制度設計合理，針對同一問題，具有不同利益訴求的人都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不同的意見進行辯論，最后或許可以形成一個妥協方案，它可能融合不同人、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每個人、每個群體的利益訴求都不能得到完整滿足。這也算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一個表現形式。

　　據此，人人均可就目前政府是否應當拯救股市、應當采取何種辦法，發表看法，不論其身份是什么。當然，自認為代表其他群體利益的人士也完全可以發表相反意見，要求政府在其他領域花錢。這些意見在公共空間展開充分的、理性的辯論，將有助于政府作出明智的、真正合乎公共利益的決策。如果不去關注這些意見本身的合理與否，而去隨意推測他人的身份、并因身份而對他人產生蔑視之感，這仍是一種不健全的心態。可能正是這種心態，妨礙了整個社會對于公共事務的認真討論。

　　當然，有些人士作出這種反應，也可能事出有因。這些人士擔心，政府可能更容易受這些呼吁救市的經濟學家的影響，而不去關注相反意見。然而，這是政府決策要考慮的問題，而不是發表意見者的問題。

　　面對如今面臨的各種問題，各方的意見表達越充分、越多樣，越有利于尋找合理、公平的解決方案。而這就要求每個參與意見表達的人對他人的意見保持理性與寬容心態。

　　□秋風(北京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