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政府注資的國企，不管其高管是否已經主動降薪，有關部門都應該像奧巴馬一樣加以規范，及時出臺年薪標準。對超過標準者進行曝光、問責。也就是說，對年薪不符合規定的，首先要發降薪令，其次要加強監督，最后要加大處罰力度。而且，在出臺降薪令的同時，還應該出臺國企削減辦公開支的標準 為平息外界對一些金融企業高管“自肥”的憤怒，美國總統奧巴馬4日宣布，得到政府資金救助的美國金融公司高管工資將受限制，最高年薪不得超過50萬美元。

　　奧巴馬此前曾說：“如果你接受納稅人的幫助，你就有責任不過奢華生活。”顯然，奧巴馬宣布受援企業CEO年薪上限50萬美元，既是其對華爾街高管們貪婪的厭惡，更是對選民的及時回應。在普通民眾失業與收入銳減的情況下，華爾街金融企業員工2008年獲得了總額達184億美元的高額分紅，是讓人無法容忍的。

　　作為中國民眾，在為奧巴馬此舉鼓掌的同時，自然而然關注中國企業高管的年薪收入。比如，日前媒體報道“國泰君安2008年人均薪酬上百萬”之后，其高管的收入就備受關注。無疑，民眾作為國企的出資人，尤其關注國企高管在國際金融風暴背景下的實際收入。

　　關于國企高管的年薪，幾年前就有“最高不超過員工工資14倍”的官方說法，但執行得怎么樣公眾不得而知。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盡管有77%的網友認為當前國企高管的年薪過高，但國務院國資委有關負責人只是表示，今后將適當調低企業高管的年薪增長速度，并不是順應形勢適當降薪，與民意期待有一定距離。

　　經濟寒冬蔓延至今，僅有部分國企高管主動降薪，被認為是撫慰民意的作秀，國企的監管者并沒有發揮主導作用。究其原因，現在是市場經濟，應按市場規律來辦事。但在筆者看來，國企高管的薪酬既要與業績密切掛鉤，同時也要與經濟形勢和民意掛鉤。比如，基本年薪與福利津貼應適當下調與經濟形勢和民意接軌，而效益薪酬則可以與市場接軌。

　　也就是說，針對國企高管的年薪，不能依賴于國企高管自覺降薪，也應該像奧巴馬一樣進行統一規范。可以說，適當降低國企高管的基本年薪與福利津貼，既讓國企高管身上流著道德的血液，也體現出有關方面應對經濟危機的靈活性。有關方面理應予以考慮。

　　其實，在美國政府持續救助企業的同時，我國政府也在不斷注資國企。從央企到地方國企，都有不少注資案例。比如，國家對中石化、中石油兩大石油巨頭進行巨額補貼后，又對東航和南航進行巨額注資；再如，國資委拿出100億元注資5家電力集團以及兩家電網公司等。這些國企背后本身就有行政推手，政府注資無疑又增強了企業的抵抗力。

　　那么，政府注資的國企，其高管年薪是否合理呢？筆者以為值得追問。這是因為某些國企高管隨意定高薪酬、亂發獎金、肆意揮霍，而有關方面則缺少監管，導致一些國企薪酬處于無序和失控狀態。再加上民眾對國企高管薪酬不知情，無法監督，自然也擔心某些國企高管一方面接受政府注資，另一方面卻偷偷“自肥”。

　　筆者以為，對于政府注資的國企，不管其高管是否已經主動降薪，有關部門都應該像奧巴馬一樣加以規范，及時出臺年薪標準。對超過標準者進行曝光、問責。也就是說，對年薪不符合規定的，首先要發降薪令，其次要加強監督，最后要加大處罰力度。而且，在出臺降薪令的同時，還應該出臺國企削減辦公開支的標準。

　　奧巴馬為平息眾怒而限制受援企業高管的年薪，同樣，我國對于國企，尤其對于政府注資的國企，有關方面也應重視公眾的情緒和國情。(作者：馮海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