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雷林科——中國古典文學的知音(?？驮捴袊?

　　12年前的春節(jié)前夕，《孔子學院》中西文版刊物上發(fā)表了西班牙漢學家雷林科(Alicia Relinque)的文章《中國的虎文化》。她寫道：“在中國傳統(tǒng)的十二生肖中，除了被人們虛構(gòu)的龍之外，作為存在于現(xiàn)實世界的獸中之王，老虎最受人們的敬畏和喜愛?！苯又?，她從“虎”的讀音和字形出發(fā)，深入淺出地做了一番“說文解字”，又結(jié)合從先秦到晚唐的8首詠虎詩，分析了中國古典文學中虎的意象。最令人拍手叫絕的是，如果你讀罷中文，再去看她的西語文章，特別是那8首詩的翻譯，肯定會被雷林科精彩的譯筆所折服。

　　12年后，雷林科雖已年過花甲，卻仍是這個領(lǐng)域里的“當家花旦”。她在中西交往更加密切的這些年里，先后出版了譯著《金瓶梅詞話》《牡丹亭》和《魔俠傳》，目前正在《楚辭》的翻譯工作中埋頭苦干。她做過格拉納達大學孔子學院外方院長，幾乎每年都來中國，在中文和中國文學的相關(guān)課程中與學生教學相長。她覺得，將中國古典文學之美傳遞給更多西班牙語讀者是自己的使命，而這份使命自她愛上中國古典文學的那一刻起便一直深埋在心底，從未改變。

　　以“刺手拔鯨牙”的氣魄譯接古今

　　從初學漢語到成為專家，雷林科癡迷中國文化40余年。她回憶，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很少有人相信西班牙人能學會中文，而她在興趣驅(qū)使下，靠語言學校的學習，掌握了相當數(shù)量的簡體字和繁體字，為日后在大學的專業(yè)學習打下了良好基礎(chǔ)。1985年，雷林科獲得獎學金前往北京大學學習。北大求學的經(jīng)歷讓她與西語系教授、翻譯家趙振江和段若川夫婦結(jié)下深厚情誼。以后每次來京，她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聯(lián)系趙振江：“趙老師，我到了。”趙老師的回復則總是“過來吧”。不是去北大教研室，而是直接到家中坐坐，就像當年留學時一樣。如今，趙振江年至耄耋，師母段若川已經(jīng)離世，雷林科期待著疫情過后能“?；丶铱纯础薄．斈甑倪@份情誼也成為推動北大與格大、中國與西班牙學術(shù)交流與合作的動力。

　　從《文心雕龍》到《西廂記》，從《牡丹亭》到《楚辭》，從上世紀90年代起，雷林科將多部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譯介成西班牙語。她始終覺得有責任用自己的語言技能將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介紹給西語世界。唐代韓愈在詩歌《調(diào)張籍》中有一句“刺手拔鯨牙”，這被雷林科用來形容她所從事的這份傳播中華文化之美的高難度事業(yè)——即使每翻譯一部作品都意味著要查閱卷帙浩繁的文獻，常常為一句話、一個詞推敲至天明，她也為此“痛并快樂著”。

　　談到文言文和現(xiàn)代漢語，雷林科坦言，她更喜歡文言文背后的歷史底蘊，喜歡那種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朦朧感。每每誦讀，她總為中國古人文字中的隱喻、對仗、互文等古老而精妙的修辭手法感到震撼。當然她也承認，現(xiàn)代漢語表意清晰，翻譯和研究起來相對容易，因此當今西班牙研究現(xiàn)代漢語和中國當代文學的學者越來越多，堅持文言文和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人越來越少。

　　談及傳承問題，她表達了自己的擔憂：“很遺憾，現(xiàn)在做文言文研究的學者數(shù)量非常有限。例如，在格拉納達大學，我即將退休，之后學院里恐怕沒有其他人再繼續(xù)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了。我覺得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非常有趣，但它們是20世紀、21世紀的文學，之前還有許多個世紀的文學等著我們?nèi)ヌ剿鳌！?/p>

　　在翻譯回流中展開文化對話

　　2017年，雷林科獲第十一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和首屆黃瑪賽中國文學翻譯獎。比起得獎，她覺得自己最大的幸運是與中國結(jié)緣。她說：“漢語和中國文學是我人生獲得的最寶貴的禮物，我的工作、我的很多朋友、我的幸福都源于中文和中國。而如今，我又因所從事、所熱愛的事業(yè)而得到褒獎，除了感激，我無以言表?！倍鴮χ形鲀蓢鴣碚f，因為有雷林科這樣一批熱愛中國文化的學者，才讓西班牙當代漢學開啟了從無到有的變化。在這些學者執(zhí)著的努力下，人類文學經(jīng)典的世界旅行通過他們之手得以展開。

　　不久前，雷林科將1922年林紓根據(jù)英文版《堂吉訶德》翻譯而成的文言版《魔俠傳》再度譯回西班牙語。經(jīng)上海塞萬提斯學院院長因瑪·岡薩雷斯·普伊引薦，雷林科開始了回譯林紓《魔俠傳》的工作。她坦言，這是一場“無比艱辛”的旅程，一來由于自己并非《堂吉訶德》研究專家，二來是林紓所使用的桐城派古文晦澀難懂，連標點都沒有，大大增加了原文理解的難度。好在《魔俠傳》是由英文轉(zhuǎn)譯而來，雷林科為此讀了幾乎所有相關(guān)的英文中間譯本，在不斷鉆研的過程中逐漸沉浸其中，找到了翻譯的樂趣。

　　在對比漢、英、西三語文本的過程中，雷林科仿佛穿越回一百年前，站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角度，重新審視這部跨越時空的翻譯作品。她驚奇地發(fā)現(xiàn)，林紓在力求還原原著的基礎(chǔ)上，為《堂吉訶德》的故事加入了不少“中國印記”。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對西方“騎士”概念的“誤讀”。林紓在其譯本中，多采用中國文化中的“俠”來替代“騎士”。而實際上，西方騎士與東方游俠之間存在明顯的文化差異：西方“騎士”出身名門望族，通常是為國王掠奪土地馳騁于沙場的兵中貴族，維護的是封建君主和教會的利益；而中國的“游俠”或“武俠”多出身平民或社會底層，劫富濟貧、行俠仗義，維護的是貧苦百姓的利益。因此雷林科認為，將“騎士”翻譯成“武俠”或“游俠”不夠準確，建議直接使用西班牙語中對應(yīng)的文化名詞。

　　正如佛教翻譯研究者贊寧所言：“翻也者，如翻錦綺，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也正是這樣的“文化改編”，賦予了回譯工作特殊的樂趣。從背面端賞這塊《堂吉訶德》的“錦綺”，或許能為中西文化交流互鑒提供更加豐富多元的視角。

　　盡管作品已得到公眾和學界的一致肯定，雷林科對待翻譯工作仍保持一顆謙虛敬畏之心，希望能有更多時間慢慢打磨自己的譯筆。這份對中國古典文化的熱忱也深深感染著她身邊的人，她的不少學生也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和傳播。(周思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