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30日電 中國當代作家王蒙的人生經歷中曾有一段從政的記錄，就是當過三年的文化部長。對于那段經歷，王蒙在其新書《大塊文章》中進行了回顧和解讀。讓人意外的是，當然他出任文化部長，竟有“三年之約”。先將書中內容節選如下：

　　從一九八五年就傳出了上邊正在物色新的文化部長人選的消息。對此，我未加注意。

　　一九八五年五月我得到通知，去參加一位高級領導同志召集的會，參加此會的還有唐達成、徐惟誠、北京人藝的演員和院長于是之等。領導同志開宗明義，讓我們提名新的文化部長人選。我們就胡亂提了一些，包括高占祥、賀敬之、艾知生(時新任廣播影視部長)、李彥(時為中宣部秘書長或副部長)。領導同志突然問：“你們幾個人行嗎？”

　　大家一聽，個個做屁滾尿流狀。尤其是于是之，拿出了老北京的特色，頭搖得如同撥浪鼓。他像是在說“不行”，又像是在說“不靈”。總之，大家都笑了。

　　如此這般，說話到了一九八六年早春，一天下午，我正在禮堂看新片《美食家》，一位同志摸黑找到我身邊，說是中組部負責同志找我。當文化部長的事就這樣開始正式提出來。我大驚。

　　我找了胡喬木，我找了胡啟立，我通過張光年給喬石帶了話，請不要考慮我。

　　一九八六年，我在中央書記處的一次會上被有關領導問到這個問題，我說你們現在對我印象頗好，是因為我是一文學從業者，卻能顧全大局，起些健康的作用。如果我去負責，去主管，去處理日常事務，我成為你們任命的部門領導，我的缺失定然逐漸暴露，我的局限定然日益明顯，我的蹩腳定然日益狼狽。最后，連現在這點好印象也沒有了，有什么好處呢？

　　胡喬木當場表示支持和理解我的意見。也許對胡喬木的意見做了別樣的解讀，總之他幫我說了話后，一些其他同志任用我的決心反而更堅決了。于是其時協助負責人事組織方面工作的中央領導習仲勛同志找我談了話，他講得很確定，要求我服從，并且說，如果我仍然不接受，還有政治局常委和總書記要找我談話。我談了我的想法。仲勛同志說，你還可以寫作，不需要你抓得過分具體，你可以多依靠旁的副部長嘛，反過來，你擔任部長也有有利于你的寫作的條件嘛。他沒有細說，似乎包含著組織班子寫文章的含意，也許是我沒有聽明白，我想他指的不是寫小說。當然，黨的領導人高層干部不認為寫作是一個人的事而是革命的事黨的事人民的事。

　　最后與仲勛同志談話的結果是我只干三年，三年中請中央物色更合適的人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