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先生是我十分尊敬的歷史語言學家，也是文史研究機構的組織者和領導者。1943年冬我從北京來到重慶，一心想去李莊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主要的考慮是當時很多著名學者都集中在這川南小鎮，到那里可以有請教學習的機會。史語所所長正是傅先生，辦公地點在重慶聚賢新村。承蒙梁思成先生親自帶我去拜見他。這次進謁，傅先生只說了兩句話。第一句問：“你是哪個學校畢業的？”我回答：“燕京大學國文系本科及研究院。”傅先生說：“燕京大學畢業的不配到史語所來。”我只得赧然而退。此后蒙梁思成先生收容，到中國營造學社任助理研究員。以上經過我曾在拙作《錦灰堆》貳卷(頁547)述及。

　　1945年8月日寇投降，我經馬衡、梁思成兩先生推薦任南京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平津區助理代表，北上開展追還被敵偽劫奪的文物。代表由教育部特派員沈兼士先生兼任。從1945年9月到1946年10月，我在沈先生的領導和朱桂辛(啟鈐)前輩的指示策劃下收回六批文物。其中十分重要的有四批：德商楊寧史在淪陷時期非法收購的青銅器，收購北京著名收藏家郭觶齋的瓷器，溥儀遺留在天津舊居張園中的文物，朱桂辛先生舊藏的存素堂絲繡。除絲繡撥歸遼寧博物館外，均經故宮博物院會同行政院駐京辦事處及天津敵偽產業處理局人員清點接收。

　　1946年11月南京舉辦“勝利后第一屆文物展覽”，通知故宮參加。我和故宮人員押運部分楊寧史青銅器前往。會后杭立武召開清損會會議。此時已決定派員赴日交涉索還戰時損失文物。原擬請德高望重的徐鴻寶(森玉)前輩前往，因他年事已高，改派我赴日。那天與會的有傅斯年、梁思成、李濟、徐鴻寶、蔣復璁、曾昭等諸位先生。我感到十分榮幸，傅先生居然還認得我，又對我說了兩句話。第一句是“你去日本工作，追索文物應當和在平津區一樣，要非常非常aggressive”(英文一詞是他的原話)。第二句是：“那年在重慶你來見我，我不知道你還能辦事，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了。”

　　我受寵若驚，十分感激。但心中清醒，并未得意忘形。傅先生所謂留下我，是派我做一些辦公室總務處的跑腿聯系工作，而不是學術研究。他對燕京大學畢業人員不配進史語所的信念是根深蒂固、堅定不移的。因為燕京大學確實沒有請到王國維、陳寅恪那樣的國學大師擔任教學。我自恨緣慳，一生只聽到傅先生講過四句話。后兩句我過去沒有記錄過，現補述如上。

　　王世襄(收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