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的自戀

　　在自我的迷戀中，敘事主人公雖然帶有強烈的自我原型傾向，但是作者與敘事者、敘事者與故事之間畢竟還相隔一層紙；那么敘事的自戀則完全打破了這種隔斷，不但表現為對個人經驗的執著與敘事能力的自負與依賴，而且更直接出現在文本表述中。

　　這種自戀形態從表面看也許不如以上三種明顯，但它是自戀的變種，其藝術上的自戀傾向也更為隱蔽。從上世紀80年代馬原所說的“我就是那個叫作馬原的漢人”開始，越來越多的敘事者乃至于作者本人再也不肯默默躲在文本情境編碼背后，總是要有意無意地跳將出來，做一個似乎可有可無的亮相，類似“住院的詳情，將另辟專節敘述。現在讓我們回到燈光昏暗的廁所”(荊歌《粉塵》)；“我已經為鋼筆灌滿了墨水……我的構思早就爛熟于胸了”，“《捕蟬》寫完了，我得給《作家》寄去”(刁斗《捕蟬》)；“故事到此就應該結束了。真的，應該結束了，讓我們停……”(韓東《反標》)等等的例子不勝枚舉。早些年莫言的《酒國》在故事套中設置一個名叫“莫言”的大作家，并且還不忘暗示“此公非彼公”，此后他卻在一片“莫言”聲中省略了這種“儀式”。

　　當前確有作家特別喜歡在作品中公開寫作時的構思過程，乃至于將自己的日常狀態寫進作品，這一點在葉兆言的筆下表現得特別明顯。比如他在《采紅菱》中借助敘事者這樣夫子自道：我寫小說通常先有小說名字，然后才有了要寫的內容。我無端地喜歡上了“采紅菱”這三個字。續寫或重寫《采紅菱》這篇小說，成了我生活中的頭等大事。《關于廁所》則聲稱：“我一直想寫一篇關于廁所的小說。有一個叫高曉聲的小說家，諄諄教導我說，要寫小說，首先要從自己感受最深的問題著手。這只是他無數嘮嘮叨叨的故事中的一個故事。”面對寫作中呈現出的這種自我暴露、自我訴說、自我沉溺、自我炫耀等文學特征，拉斯奇進行了批判，稱之為“利用自己的聲名，在作品中大段大段地夾入了要不是因為出自一個響當當的名字的話就引不起任何注意的東西”(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戀主義文化》)，從而成為一種“大言不慚的自我表露”。這一批判不無嚴苛，但確有警醒作用。

　　自戀敘事倫理亟待矯正

　　以上四點自戀形態主要是從當下中國文學創作現象中梳理出來的，當然它們并非絕對無關，而是彼此也有交叉，不過其各自的內在特性還是比較明顯的。總起來看，從肉體到精神，從作家主體心理到敘事模式，它們構成了當下中國文學自戀情結的敘事倫理及其審美系統。

　　眾所周知，在建國以后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國文學中，自我與個性的聲音在民族國家倫理的宏大敘事中并不強大，自戀的問題也不明顯。即使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文學中，人的啟蒙與主體性的覺醒也以“積極自由”的敘事倫理為主，自由、自尊、自愛和自我實現成為普遍性的審美訴求，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與“自戀”大異其趣。然而，時至上世紀90年代以降尤其是近年來，文學上卻產生了大面積的自戀，并漸成一種情結。這究竟是為什么？

　　這種新型自戀敘事倫理的產生，有其文化語境變遷、作家主體性嬗變等主客觀因素。作為當下中國文學的重要現象，自戀情結的膨脹給文學發展造成了明顯的障礙和傷害，成為許多作家創作的瓶頸。獨立性、思想性以及文化深度和崇高感在作家心目中日益坍塌，文學的想象空間愈加逼仄，文學面臨著創造力匱乏的危機。自戀的膨脹又使文學喪失了真誠，虛偽和矯飾橫行，帶來了病態的敘述、語言和浮躁喧嘩的文風，并進而造成了文學生態的混亂。

　　從上所述可見，自戀主義傾向已然成勢，它所帶來的問題已無可回避，如果當下的文學生態、創作慣性與理性空間不發生一場變革，如果自戀主義潮流洶涌而至，必將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它會將自我的蒙蔽與自我的覺醒間的界限攪混，從而吞沒我們時代文化建構的動力源，也將動搖我們時代關于自我認同與自我敘述的思想理論根基。(作者張光芒 系南京大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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