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別史料真偽的工作不容忽視

　　臨末，我也談點“體察”吧。該電視片這一段解說詞編織出這樣的圖像：以1970年國慶節的天安門為典型環境，在“人”與“神”之間劃出一道鴻溝，并用“藝術語言”作了鮮明對比———天安門下，“千百萬人”向“已被人們尊崇為神”的毛澤東“山呼萬歲”，而且是“流著淚，淌著汗”，“地動山搖的歡呼”；天安門上，被尊為“神”的毛澤東“卻感到從未有過的艱難、孤獨和不安”。為此，就讓毛澤東說出他從未說過，也決不會那樣說的話，就代毛澤東提出他從未提出而至今也未完全解決的問題。

　　創作者創作出已被尊為“神”的“這位偉人的心境”，還要“當年從他面前走過的你、我、他”去“體察”；并通過電視，還要當年未從他面前走過的千百萬觀眾去“體察”。從藝術上看，是很有“特色”了，但從政治上看呢？(這是“政論片”呀！)對此，且借用某評論家的兩句贊辭提問：這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實事求是的立場”、“嚴肅地精選客觀存在的史料”嗎？是“沒有把歷史當做任意打扮的天真小姑娘”嗎？

　　不久，聽說胡喬木發現《世紀行》(即該電視政論片，編者注)存在的錯誤，在他的建議下，成立了由當時中宣部王忍之部長負責的小組，核對史實，修改了解說詞，重新配音播放。在這個問題上，我很敬佩胡喬木，也贊成中宣部知錯即改的做法。遺憾的是，刊登過《世紀行》原解說詞的報紙，沒有刊登修改后的解說詞。不久前，仍有人引用杜撰的那句話來貶損乃至丑化毛主席。

　　四年后，《黨的文獻》副主編田松年向我約稿，我把1990年寫成而未能發表的《毛澤東是否說過“我就像一個手執雨傘云游四方的孤僧”？》一文稍加修改交給他，開頭只說“1990年有關單位拍攝了一部轟動一時的電視政論片”，文中未提片名、單位名、報紙名及評論者名。該文在《黨的文獻》1994年第5期發表。這里則著重提供有關史料。從中可以看出，連斯諾這樣高尚的人，在特殊情況下也寫過不實之詞。因此，鑒別史料真偽的工作不容忽視。當然，也不能因此而懷疑一切。

　　旁讀

　　　　龔育之對此事的一點補充

　　熊向暉同志的文章中講到《世紀行》解說詞中一度出現過一個令人難解的情況。為什么會這樣呢？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1990年最初拍成的《世紀行》，其解說詞只是說：1970年國慶節在北京天安門上，“毛澤東忽然對斯諾說：我就像一個手執雨傘云游四方的孤僧。明明是億萬人簇擁著他，他卻感到孤獨；明明是地動山搖的歡呼，他卻聽來悲涼。當年，從他面前走過的你、我、他啊，有誰曾體察過這位偉人的心境。”

　　我看了電視片，聽到這段解說詞，給這部電視片的總策劃和總監制分別寫了同樣內容的信，一方面稱贊這部片子，一方面告訴他們，所謂“手執雨傘云游四方的孤僧”，是斯諾對毛澤東所說的“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這個歇后語的誤解。而且毛澤東不是在天安門上向斯諾說的，是后來在同斯諾長談時說的。因此，不合事實，必須刪去。我還說，我查過原始的記錄，我這個判斷是絕無疑問的。然而，我沒有收到任何回音。

　　后來報上發表的《世紀行》解說詞，是經過了修改的，仍然保留了那句執傘孤僧，但是，在那句話之后加了八個字：“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我猜這是對我那封信的回應。然而，我認為這是沒有道理的。如果不相信我提供的材料，那就沒理由加上這八個字。如果承認毛澤東講的是這八個字，那么，斯諾所說的執傘孤僧云云，只能是誤解，沒理由再引用。

　　于是，我又寫了一封信，給全文發表了修改后的《世紀行》解說詞的那家報紙的主編，請求發表。依然是沒發表，而且沒有回信。然后，就有了熊向暉同志文章所說的胡喬木同志對《世紀行》中的缺點和錯誤的批評以及對《世紀行》認真的修改。不過，還是沒在相應報刊上對此事加以澄清。

　　這一年12月26日，電視臺放映了一部講毛澤東的短片(不是《世紀行》)，其中又說，毛澤東說，他是一個手執雨傘云游四方的孤僧。這個不是事實的、基于誤解的所謂毛澤東對自己心境的自白，仍然在中國流傳著！

　　為此，我給《人民日報》寫了一封信，希望這樣的誤解不要繼續在中國流傳。很高興，也很感謝，《人民日報》發表了這封信。以上這些經過，寫下來，算是對熊向暉同志文章的一點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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