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宇并官所造”，其性質自然是“官舍”了。若從所有制關系上考察，分布在長安居民區里的京朝官住宅中，還有不少與之同類的情況，就是皇帝為表示對大臣關懷，特賜一部分高級官員攜眷入住產業屬國有的宅第，一般情況下又隨居者的調任、貶謫或告老還鄉而收回。《大唐新語》卷三記，玄宗即位不久，老宰相李日知自請退休，一旦獲準，“及還飾袋，將出居別業”，就是馬上退還官舍，搬進其他房子。

　　當然，以“賜第”形式化官為私的也有，不過因改朝換代或獲罪受處等原因，亦難保永業。如安祿山得志時，玄宗曾“敕于親仁坊南街造宅堂”，送給他進京朝見時居住。等他垮臺了，房子也就沒收了。

　　宰執大臣皆僦屋而居

　　唐朝一般不為京官提供免費住房的做法，基本上為以后歷朝所繼承，其中尤以宋朝最“慳”。自京都到各地州府，都設有樓店務(后改名店宅務)作為主管國有房產和邸店的行政部門，負責出租及修造事宜，相當于近世的房管局。官員在京都任職而又無私第的，皆僦屋而居，雖宰執大臣亦然。屢從太祖、太宗出征的老將劉福“既貴，諸子嘗勸起大第。福怒曰:‘我受祿厚，足以僦舍以庇……’”結果等他死后，子孫們竟無私宅可居(《宋史》卷二七五)。楊礪官居樞密副使，照樣借住樓店務的房子，死后，宋真宗登門悼念，才發現其“僦舍委巷中，乘輿不能進”(《宋史》卷二八七)。

　　然而，不向京朝官提供住宅的制度，雖然能節省支出，但工作上的不便仍很多。葉夢得《石林詩話》：“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遍持于私第呈押。”就是說，有時候他們已下班出省，各自回家了。忽然有緊急公文需要辦理，按制度還得軍政兩府(即宰府、樞密院)的首長連署才能生效，只好由吏員拿著公文一家一家去請各位領導畫押，“既稽緩，又多漏泄”。于是，“元豐初，始建東西府于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四位，俗謂之八位”。因知從宋神宗元豐時起，兩府首長才有了建在皇城區的官邸。

　　不過,能免費住進“兩府八位”的畢竟沒有幾個，中下級官員還得“僦舍而居”。所以，先后在刑部、吏部等部司供職的江休復曾抱怨說: “望月初請料錢(即月薪)，覺日月長; 到月終供房錢，覺日月短”(《江鄰幾雜志》)，可知房租是按月繳納的，對比收入，“恩格爾系數”也不低。而且在《宋史·食貸志》等載籍里，還不時見到有關“樓店務增三分房錢“的爭論。

　　買斷產權，造福員工

　　元朝的情形和北宋相似，起碼大多數漢族官員在住房方面的待遇是這樣。名臣宋本出生在大都，自進士及第后，從翰林修撰累升至禮部尚書，原有的私宅因家貧被父親賣掉了，本人“歷仕通顯，猶僦屋以居”(《元史》卷一八二)。

　　明代大體因襲其舊，但又有新的動向，就是不少部司自己蓋房或買房。如當時制度規定，每個京官都可依品秩高低，使用若干名皂役做雜務，亦可不用而將皂役的工食銀折算歸己。《玉堂叢語》卷二記，謝鐸任南京國子監祭酒時，把這些錢全積攥起來，“買官廨三十余區，居學官以省僦值”。就是把原先國家租借給學官們的住宅一次性買斷，使其所有權關系從國有變為機關所有，專供在本機關任職者居住，不必再另付房錢。仔細推敲起來，用來買斷產權的這些工食銀，原來該按月分給各人的，謝鐸的這一做法，從長遠看是為后人辦好事，從眼前看卻是讓現任者吃虧了，因為房子屬機關所有，一旦調任或退休，還得退還。

　　相比之下，以禮部右侍郎兼北京國子監祭酒的林瀚，其做法更令人服帖。《明史》卷一六三稱，林瀚“典國學垂十年，饌銀歲以百數計，悉貯之官，以次營立署舍。師儒免僦居，由(林)瀚始”。就是捐出自己的十年收入為機關蓋住房，為眾人謀福利。

　　這兩條資料，還透露出一點信息，就是同樣為兩都的京朝官，若在國立中央大學任職，因別無“外快”收入，經濟上更困難，僅交付一家人的房租也是不可小看的負擔。

　　不得帶走

　　任何公家用品

　　住房以外，官吏住所內的一應家具雜物亦由機關按入住者的身份提供。以明代淳安縣署為個案，據《海瑞集·興革條例》載，知縣的家具雜用有六十三種二百余件，縣丞、主簿等有六十種，典史僅十九種。洪武時，黃州府有個同知安貞，因“擅造公宇器用”，被部下吏員向按察司檢舉，按察司又向中央匯報。朱元璋得知后，為安貞開脫，說是：“房宇器用都是公家的，安貞若另遷他官，一樣也帶不走”。(《典故紀聞》卷四)據此可知，官員調任或退休時，所有家具雜用，都要按清單歸還。

　　《萍洲可談》述，王安石從出判江寧府任上自請退休，夫人吳氏把官舍里一張躺習慣的藤床帶回了家。未幾，“郡吏來索，左右莫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爺匯報。王安石知道吳夫人“好潔成癖”，自己則以邋遢與她“每不相合”，于是“跣足登床，偃臥良久。吳(夫人)望見，即命送還”。由此可知，官員搬出公房時不得帶走任何公家用品，也是歷代的規矩，即使貴為宰相，亦不得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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