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書中除了改革開放體會，還有一半是這些年的經(jīng)商心得，聽說你還有個“中國作家首富”的稱謂，是中國第一個開上寶馬車的作家？

　　張賢亮：這其實是曾經(jīng)采訪過我的一個記者給我下的定義。90年代中期的時候，他到我創(chuàng)辦的寧夏西部影視城去采訪，當時他就提出了這個稱謂，那時候我的回答是，首先我不喜歡這種排行，其次，中國作家在當時是一個清貧群體，即便說我是中國作家首富，那也就是個丐幫八袋長老。當時文人下海還比較少，我投入的是文化產(chǎn)業(yè)，是一個產(chǎn)生高附加值的產(chǎn)業(yè)，在當時也起到了一個帶頭示范的作用，所以這個記者說我是作家首富的時候我沒有強烈反對。你看這之后很多文人投入影視，一投資就幾個億，我覺得他們肯定比我有錢。具體到我自己，是不喜歡“首富”這個稱號的，這么說也容易引起人家討厭。

　　新京報：說到示范帶頭，我記得你曾經(jīng)提到中國文人因為大多局限在一個領域，多是單線思維，你覺得理想狀態(tài)下的文人狀態(tài)應該怎樣？

　　張賢亮：我一直反對專業(yè)作家制度，這肯定不是促進文學生產(chǎn)的制度。

　　新京報：但是當年你下海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啊。

　　張賢亮：對，當時寧夏文聯(lián)沒有錢，我就用我賣外國譯本的外匯存單做了抵押貸款。誰知道1994年政策有變，中央黨政機關以及群眾團體要與‘三產(chǎn)’脫鉤，于是債務就都落到了我身上。為了挽救個人財產(chǎn)，我是被逼上梁山，一不小心成為了一個民營企業(yè)家。通過這么多年的實踐，我得出的結論是，文人投入商海，比一般人投入進去的成功概率要大，而且不僅僅是高附加值的文化產(chǎn)業(yè)，投入任何產(chǎn)業(yè)都一樣，他們憑借文化、藝術眼光，整體的成功率要高。

　　新京報：記得你說你在商海成功所謂的秘訣無非就是在勞改隊時翻過無數(shù)遍的三冊馬克思的《資本論》？

　　張賢亮：對，這樣說可能沒人相信，但這真是我在資本運作時的一個關鍵的理論指導，因為書中詳細分析了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理論與操作規(guī)則。作為一個要研究經(jīng)濟學的文人，我通過《資本論》至少對資本有所了解，我覺得《資本論》可以作為市場經(jīng)濟的教材。并不是說其中哪句話哪個結論教會了我什么，而是有了一個理論知識基礎，現(xiàn)在很多人對市場經(jīng)濟就沒有多大了解。

　　3 文學 邊緣化才是常態(tài)

　　新京報：坦白說，在改革開放的30年里，不可否認的是，財富越來越受到重視，也越來越容易被人們所追逐。在金錢和精神兩個層面，你怎么看待二者的關系？

　　張賢亮：大家窮怕了，在以前禁欲主義、平均主義影響下，人們覺得越窮越光榮，在這個歷史對比下，現(xiàn)在追求錢很自然。但是我覺得這個現(xiàn)象在最近幾年有所變化，在人們步入小康，生活富足之后，精神的追求有了體現(xiàn)，于丹、易中天的受歡迎就證明人們在意識中尋找自己的精神家園。

　　新京報：文學作品在人們尋找精神家園的途中是否會起到重大作用？80年代的文學熱好像一去不復返了？

　　張賢亮：文學本身在社會生活中就不是必需品，在正常社會它應該處在邊緣化的階段，80年代的文學熱是不正常的。那是因為文學在當時勇闖禁區(qū)，出現(xiàn)了性、饑餓、傷痕這樣的字眼，揭露了種種苦難，投合老百姓，成了他們的思想代言人。但是文學本身其實并不應該承擔這樣的職責，目前的狀態(tài)是相對正常的。

　　新京報：聽說目前你在寫一部涉及五代人家族史的長篇小說？

　　張賢亮：是正在寫，寫完之后打算寫自傳。等我90歲的時候吧，那時候我就自由了，就可以把現(xiàn)在不可告人的一些話寫出來了。

　　4 人生 凡是擁有的皆是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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