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我把抗震救災當成是頭等大事，能讓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真是有點請愿無路。我給中央電視臺從記者到臺長很多人都發了很長很長的請戰信，我和新聞中心的人說了，只要你們能帶一個人去，就一定要把我帶到災區去。

　　作為學者，如果現在還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坐而論道，對我來講是挺可恥的。我都沒有底氣去呼吁大家做什么。如果我人不在廢墟上，不在瓦礫堆中，我沒有資格去呼吁。

　　我不知道我能做多少，我感到特別無奈。我和助理說，從19日開始，我要待命，我要隨時準備去災區。我后面所有的安排都放下。有人給我發信息說，于老師，您現在不講了，當地都安排了，都發通知了，我該怎么跟人家解釋啊。我跟他說，以生命的名義，有什么不能解釋，有什么需要交代的呢！

　　大災當前，我就是想去廢墟上陪陪他們。我不能說我敢做什么事，我就是想去陪陪那些沒了孩子的媽媽，還有那些剛被挖出來的孩子，我是個老師，我想去陪陪他們。

　　我們很多時候考慮的都是錦上添花的東西，想的是生命的富足、榮耀、光鮮、華美，但與生死的權限相比，原來這一切都微不足道。

　　意外的苦難就像一個放大鏡，它把生命中所有的脆弱、無助、悲涼都放大到極致，但同時，它也把人心的悲憫、愛、本初的善意放大到極致。

　　什么是文化？在我看來，所謂文化，就是我們心里在苦難來臨時可以救贖的東西，如果它不能讓我們對生命還有信心還看得到光芒，不能讓我們在傷害、死亡面前感到生命還有尊嚴，那么，文化就是孔雀毛，就只是個裝飾品。

　　這場地震不只在汶川，也不只在四川省，這場地震是在每個中國人的心里。它讓我們重新審視文明的坐標，審視我們有沒有資本可以狂妄自大到蔑視自然，我們有沒有強大到可以不需要借助別人的幫助，也不用去幫助別人。大難來臨的時候，就是以心換心，以命換命。有些人，一條命換了幾條命。我們活下來的人，一顆心還能再換多少顆心？我們做不了以命換命的事，但我們還能做以心換心的事。這場大災，整個中國都是災區，每顆心都受傷。

　　盡管這個代價太大了點，但它卻能完成一次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