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氏家族統治中國，臺灣近達半個多世紀，其權勢熏天，然而來自異邦的蔣經國之妻蔣方良，卻始終過著近似傳統中國農家婦女的生活，幾乎從未像國際間其他第一夫人那樣，體嘗“妻隨夫貴”的滋味。

　　有輿論稱：蔣方良是一個沒有聲音的人，在蔣介石病逝后的每年“雙十節”慶祝大會上，她都出現在閱兵臺一角，形單影只，從不搶眼。蔣經國病逝后，她悲愴地坐在輪椅上送葬，終于成為注目焦點。她雖受矚目，卻依然隱秘，不被了解，少有人知道她在臺灣如何自處，以及她內心深處的喜怒哀樂。蔣方良不求名利，不攬權勢，把一生完全奉獻給中國丈夫、兒女。

　　蔣方良的俄文原名叫芬娜·伊帕季耶娃·瓦哈列娃(簡稱芬娜)。對于她的出身有兩種說法，一種說蔣方良的娘家原是個大地主，俄國十月革命之后家產被充公，變成小康之家。一種說蔣方良出生于普通鐵路工人之家，從小父母雙亡，是蘇維埃政府把她撫養大的。18歲那年，她與在蘇聯烏拉爾重型機械廠工作的中國的鐵腕人物蔣介石的長公子蔣經國結下了一世情緣，從而改變了她一生的命運。關于蔣方良與蔣經國的結合，還有一段令人稱道的英雄救美佳話。

　　蔣經國是1925年底赴蘇留學的。那時正值國共兩黨合作抗擊北洋軍閥的時期，受新思潮與共產主義宣傳的影響，許多有志青年都把赴蘇留學當作最有實際意義的一步革命行動。蔣經國是熱血青年，自不甘落人后，他多次給父親寫信，要求支持他赴蘇留學。蔣介石當時還屬國民黨左派，標榜“以俄為師”，便答應了他的請求。當然，蔣介石也有自己的考慮，他讓蔣經國赴蘇學習的主要目的，是想讓他學一點政治理論，特別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學說，以便將來對中國作出更大的貢獻。

　　天有不測風云，正當國共兩黨合作進行的北伐戰爭推進到長江中下游之際，蔣介石從背后向革命勢力開了一刀，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反共清黨政變，致使中國上空烏云翻滾。中蘇兩國也因此而變惡，蔣介石的長公子被斯大林一度充當人質，送到俄國西伯利亞進行改造。在此期間，蔣經國以極大的工作熱情與政績贏得了同行與蘇聯當局的信賴，被調到斯夫洛斯克“烏拉爾重型機械廠”任技師，后升任副廠長。

　　就在蔣經國任職重型機械長領導期間的一天晚上，他從工廠走回宿舍，當他走到工廠旁邊的小樹林邊時，看到一個彪形壯漢正攔截一位下夜班的青年女工，欲施暴力，意圖不軌。蔣經國連忙上前制止，那壯漢見他個子小，不將他放在眼里，大聲喝到：“你給我滾開！”蔣經國氣憤至極，他一言不發，揮拳向大漢猛擊，三拳兩腳就把大漢打倒了。大漢急忙爬起來跑了，姑娘此時回過神來，非常感激這位尼古拉(蔣經國的俄文名字)廠長。蔣經國問姑娘叫什么名字？姑娘告訴他叫“芬娜”，是剛從技校畢業分到他們廠工作的。這一段英雄救美人的傳奇遭遇，使他們暗暗相愛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逢蔣經國到工廠技校上課，芬娜必去聽課，并且坐在第一排。在一個周末，勇敢的芬娜主動邀請尼古拉廠長跳舞，舞間她向他表示了真摯的愛，當然，芬娜是在蔣經國危難時刻向他表示愛慕之情，決沒有想當中國的“第一夫人”，更沒有想到她能夠當上中國的“第一夫人”。1935年3月，蔣經國與芬娜，這對異國的情人，在蘇聯黨政機關的特別批準下結婚了。婚禮是隆重的，披著雪白禮服的新娘和西裝革履的新郎，首先向列寧、斯大林的畫像三鞠躬，然后互相鞠躬，信誓旦旦：“相親相愛，白頭到老。”

　　對于這段異國戀情滋生的經過，蔣經國在《我在蘇聯的日子》一書中輕描淡寫地這樣提及：

　　“我在烏拉爾重型機械廠那幾年，芬娜是我唯一的朋友，也是我的部屬。她最了解我的處境，每逢我遇到困難，她總會表示同情并加以援手。1935年3月，我們終于結婚……”

　　另據他們的媒人——齡高八十的瑪麗亞，在西伯利亞接受臺灣記者采訪時回憶：少女時代的芬娜不僅面目清麗，走路姿態也特別高雅迷人。這對情侶常去海邊游泳，“尼古拉很聽芬娜的話，他對她所做的事，也都很滿意。”

　　1935年前后，蔣經國、蔣方良在蘇聯海濱度假。

　　就在蔣經國結婚當年12月，芬娜生下了他們的長公子蔣孝文，小名愛倫。翌年，又生下一女，取名蔣孝章。回國后，又于1945年和1948年分別生下了蔣孝武與蔣孝勇。三男一女的文、章、武、勇均為“老總統”蔣介石所賜。

　　20世紀30年代末，孝文出生。

　　愛倫出生后，使蔣經國“獨在異鄉為異客”的心靈得到了很大的慰藉，對芬娜更加寵愛。西安事變爆發后，蔣經國心急如焚，向蘇聯當局數度提出回國申請，均遭拒絕，同時還取消了他候補共產黨員的資格，撤銷了他的一切職務。此際，芬娜替丈夫擔起生計重擔。蔣經國在筆記中寫道：

　　“我的情緒極度低落，朋友亦漸漸遠離我。這6個月的艱苦日子，一家3口只靠我妻子的收入維生。我太太有空安慰我的時候，我就盡量松弛一下”。

　　文章摘自《國民黨黨首的女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