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過七旬的王蒙在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對三十年中國改革開放中世道人心的浮沉，給出極富智慧、充滿寬容的人性觀照與評說。這位文化大家自詡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他的日常生活被寫作、讀書、巡回講演占得滿滿，“生活得很忙碌也很充實”。 中新社發 鄭雄增 攝

　　中新社北京十二月二日電 題：王蒙評說三十年世道人心“我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

　　中新社記者 張量

　　“一個年逾七旬的寫過點文字也見過點世面的正在老去的人”，這是十九歲寫小說轟動全國、一九五八年被錯劃右派、改革開放后任過文化部長，創作半個多世紀，面世一千五百余萬字，直到七十四歲仍堅持每天四五個小時寫作的文學大家王蒙對自己的描述。

　　有著不凡經歷、卓越才華、過人思辨和洞察力的王蒙，在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對三十年中國改革開放中世道人心的浮沉，給出了極富智慧、充滿寬容的人性觀照與評說。

　　“我的一生當中，或者說在二十世紀，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翻天覆地的革命。這場革命喚醒了中國人民，也帶來了歷史的高潮化和生活的高潮化。但在革命勝利后，不可能永遠保持高潮。我們遇到了一個從高潮化向正常化的轉變。正常化不是低潮化，而是有高潮有低潮，大部分時候是平常化，人需要過平常的生活。這中間也有各種各樣的高潮，像二00八支援災區、舉辦奧運會、神七飛天，但不可能都是高潮。”在評說世道人心變化時，王蒙用他的高潮與正常化理論來尋找深層原因。

　　“在高潮化中，世道人心有很大的變化，改天換地創造歷史的時刻，使個人人生達到高潮，進入巔峰狀態。但是，一旦不處在革命高潮期，而處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市場經濟的時候，人性的另一面就會浮出來，比如貪欲、淺薄、精神生活的萎縮化、庸人化。”王蒙承認三十年間中國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社會病，但他始終寬容樂觀地面對。

　　自詡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的王蒙說：“凡事都有一個發展變化過程，把現在的世道人心說成漆黑一團，并不公道。中華民族是偉大民族，同時也是饑餓的民族。饑餓了那么久，見到物質的東西有股子往上撲的勁兒，情有可原。”

　　王蒙不贊同“問題都是改革開放造成”的說法：“我不認為是改革開放使道德墮落，世風日下。我寧可把這些問題的理解轉為對權力的監督，對核心價值的重建和確認。這個確認不是說通過領導的一次會議一個文件，而是在人心里得到重建和確認。”

　　歷來被視為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群體，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也發生了很多轉變，也有不少追逐個人名利的現象受到外界非議。但在王蒙眼中，這三十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狀態主流積極而正面。

　　“我從沒見過像現在那么多的知識分子在謀求官職和級別。”但王蒙并不簡單看待這一現象，“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墮落嗎？”

　　“在改革開放之初，知識分子的想法并不一樣，有人認為會有一個非常大的改變，就是相當的西化，這些知識分子占一少部分。進入到九十年代以后，中國知識分子面對體制的有效運作，大多數的人放棄了全盤西化或基本西化的幻想，開始思考在現行體制下如何做出對社會、民眾有利的事情，也可以說，實現或部分實現了與社會體制的和解或一致。 ”

　　王蒙說：“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并沒有如某些人所希望或想象的那樣，采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路線勢不兩立的立場，這是國家之福。中國再也經不起折騰，她需要的不是新的暴力革命和分裂，而是改進、改革和改良。”

　　“中國已經動蕩了一百六十八年，國人對社會的批判得已經夠狠了，現在的人們渴望一種建設性。歷史給中國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建設性的基礎工作，就是在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在現有基礎上來尋找更好的社會。”

　　王蒙認為：“中國在特殊的局面下，暴露了許多問題，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在這樣的現實下，中國的知識分子采取漸進改革和務實建設的姿態，參與精神生活的拓展、參與中國文化的提高、弘揚。所以，中國的知識分子用不著自亂陣腳。 ”

　　在近兩個小時的訪問中，年過七旬的王蒙文思如飛，幽默睿智，顯示了過人的記憶力。他的日常生活被寫作、讀書、巡回講演占得滿滿，“生活得很忙碌也很充實”。

　　王蒙笑著對記者說起曾有人向他問起是否恐慌文思枯竭：“我想了想，怕如果答沒有，有點‘裝嫩’，只好回答說‘暫時還沒有，也許明年吧’。”

　　這位“暫時”不老的老作家僅今年間就出版了三部著作，發表了兩篇愛情小說。最近，王蒙還接受了一個挑戰，用七十歲開始學的英語接受半個小時的英文采訪。他要“爭取在明年智力萎縮之前做好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