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關系

　　和法“閃電”建交，新中國爆發“外交原子彈”

　　1964年，戴高樂對尼克松說：“中國還不強大，現在就承認中國，比等到中國強大起來，你們被迫承認她要好。”事實證明，戴高樂這一論斷是極具長遠眼光的。

　　通過第三國尋求接觸

　　戴高樂將軍于1959年1月再主愛麗舍宮后，推行戴高樂主義，與美國相抗衡。20世紀60年代，中法的角色類似：一個是在全球范圍向美國霸權挑戰的不馴服的盟國；一個是不聽從指揮棒直至公開脫離蘇聯軌道的“大家庭成員”。

　　這正是促成中法建交的基本因素。可以說獨立自主是中法之間基本共同點，也是中法建交最重要的政治基礎。

　　當時中法沒有外交關系，中國駐瑞士使館承擔了某種對法外交功能。在此次解密的編號為110-01984-03的一封1963年3月的帶“絕密”字樣的文件中，駐瑞士大使館提出了“法美矛盾和我對法工作的意見”。

　　該文件提出：“在國際斗爭錯綜復雜的情況下，我對法工作應采取積極主動的方針，區別對待美、英、法、西德等國，充分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特別是法美矛盾，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擊美帝。”

　　事實上，兩國駐瑞士使館的工作人員已互相試探了。一份解密文檔顯示：1963年3月20日，王進參贊拜訪法駐瑞參贊高桑。王引用戴高樂的話說，“法國有自己的人格”，中法均有悠久的歷史文化，現在中國也是個大國，也不容別國歧視。王進話中的兩個“也”字，別具意味。

　　高桑說：“戰后，法國重建了自己的經濟。法并非反美，而是認為自己可有所作為。因此，報紙上將肯尼迪面前的戴高樂比作赫魯曉夫面前的毛澤東。”

　　法方同樣利用第三國的外交舞臺尋求與中國的接觸。

　　一份1963年8月1日的來自中國駐柬埔寨使館的加急文件顯示：法國駐柬埔寨商務參贊Calzarone私下對中國外交官表示：“法國和中國不久后可能建立邦交了。幾年來法國一直在研究中國，認為同中國交往比同英美蘇等國要好得多。法國是大國還受人欺負。英國同法國是世仇，蘇聯是大國(沙文)主義，歐洲國家都怕它，美國就更別提了。他們害怕歐洲的法國和亞洲的中國，簽訂禁核條約就是為了限制中法兩國的。”求同之心，溢于言表。

　　很快，在一份等級同樣為“加急”的解密文件中，中國駐瑞使館提出了“關于加強同法國政界人士接觸并相機邀其訪華”的建議。其中主要的候選人為富爾、密歇勒和加比唐三人，其中富爾便是后來起到和基辛格同等重要作用的法國密使。

　　法國前總理的北京之行

　　到1960年代初，與中國建交的問題便又提到了議事日程上。正在瑞士達沃斯休假的法國前總理埃德加·富爾去伯爾尼會見我國駐瑞士大使李清泉，要求再次訪華。他表示，此行純系私人性質。

　　經周恩來總理批示,外交部很快復電同意，有趣的是，復電中談到:“關于費用問題，爭取來往旅費由他自己負擔，在華期間(食宿、交通等)費用由我負擔，如富爾主動要求我負擔全部費用，亦可同意。”

　　10月中旬，駐瑞士使館再次來電稱，富爾動身來華前，專程去伯爾尼，向中國駐瑞士大使說明：前不久，他見了戴高樂將軍，“此行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是為了戴高樂”。

　　富爾主動稱，他明確反對兩個中國，認為一個國家要承認中國，不僅是外交上的承認，而且要在聯合國中反對蔣介石，支持中國。這一意外的信息，使得富爾此行變得微妙起來。

　　這份解密電報稱，富爾表示“將戴的一封家信轉交給我領導人。因此此行實際是官方性質，但希望中方完全保密，對外說他是個人旅行。”電報最后說，“從以上談話看來，富爾訪華很可能要試探和我建交問題。”

　　編號110-01982-07的檔案記錄了戴高樂信件的內容——

　　親愛的主席先生：

　　我再次重申我對你在下次旅行期間將和中國領導人進行接觸的重視。由于我們最近的會談，我能夠向你清楚地指出：我為什么非常重視有關我們和這個偉大人民(應為‘民族’，檔案原文如此)間各方面關系的問題，以及我是怎樣重視這個問題的。請相信，我完全相信你將談到和聽到的一切。

　　主席先生，請接受我最誠摯的敬意！

　　夏·戴高樂

　　由于法國尚未承認新中國，戴高樂不便直接給中國政府或中國領導人寫信。形式上信是寫給富爾本人的，實際上卻是給中國領導人看的。

　　10月22日，既不是政府成員，也沒有正式外交頭銜的富爾夫婦沒有住原定的北京飯店，卻住進了釣魚臺國賓館。一系列外交上的高禮遇是有內涵的，富爾不會不清楚。

　　富爾訪華后，和中方智慧地解決了“臺灣問題”，并最終建立了外交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