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鬧劇年年有，已成中國文化界的景觀，2009年這起“大師門”事件尤其熱鬧，因為身陷其中的是之前公眾形象接近完美的“國學大師”文懷沙。學者李輝帶有“炮轟”性質的文章，從年齡、經歷、學識三個層面，對文懷沙進行了“一個缺點也不放過”的質疑，在李輝看來，“國學大師”成了造假大師，從現在的發展態勢看，又一位大師的倒掉，幾乎成為了現實。

　　李輝用如此勁爆的語言對大師外衣實施扒光動作，是一種高風險行為，且不說他違背了“為尊者諱”這一古訓，有可能招致道德上的指摘，僅從現代社會尊重個人隱私角度講，萬一某一質疑無根無據的話，也很容易陷入被動局面。但網絡時代對于“真相”一詞的高度敏感，讓李輝背后擁有了充足的支持力量，網絡調查有高達92%的人“相信文懷沙造假”的比率，也不得不讓文懷沙進行必要的回應。

　　古往今來，即便經住時間考驗，成為舉世公認的“真大師”們，也難說沒有道德和行為上的瑕疵。經受輿論的拷問和自身反省帶來的痛苦，并對人生和生命給出最誠實的自我評價，這也是很多大師必須經過的心靈道路。人們可以容忍坦然面對缺陷的大師，并且會將之升華為真性情，卻極度反感大師進行自我包裝和美化，這種行為更會加劇大眾將偶像推倒的決心。

　　所以，從文懷沙的學生撰寫辯護文章，到文懷沙的兒子替父親回答質疑，再到文懷沙通過鳳凰網發表聲明，走的都是大而化之的路線——對于學生征詢是否狀告刊發李輝文章的媒體，文懷沙說，“不可以，也沒意義，那正是人家希望的”，包括文懷沙所發聲明的重點落腳處，“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這些都不能與李輝的“正面回答我的質疑”形成信息對稱，大家看到的是回避和躲閃，而不是用事實回擊“流言”的信心和勇氣。

　　李輝要求的“正面回答我的質疑”，在大師遍地的中國有著其現實意義。處在物質發達精神迷惘期的中國，在大師匱乏的時代，出于緩解內心焦慮的需求，人為地將一批批根本不具大師實力的文化人，捧到了“大師”的位置上，而深諳“大師”這枚印章在官方和民間的巨大通行價值的投機取巧者，也紛紛“被動的”、“退一步的”甚至“被逼無奈”地成為了大師。對于“偽大師”的打假，通常由知識界開始，往往這樣的打假行為，還經常會被公眾認為是文人之間的相輕，“偽大師”們也通常利用人們的尊敬和同情，繼續為自己化妝抹粉，但假的終歸是假的，頭上罩著光環但卻經不起推敲的大師，如同被風化的泥雕，一觸即碎。

　　民間有俗語說，“上得去下得來的才是大師”，意指大師不僅要在境界上高瞻遠矚，更要具備與民間對話的實用價值。作為衡量大師的一個標準，“經得住推敲”以后也要作為評判一個人是否是大師的必備條件，當然，推敲范圍不僅限于李輝這次提出的“年齡、經歷、學識”三個層面，更要擴大到對大師的人格、品行和風范進行全面考量的高度。

　　韓浩月(北京　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