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我們失去了文化判斷力和敬畏嗎？

　　不到十年，文懷沙忽然間被媒體和社會制造成“國學大師”，足以令人們深思之。

　　中國曾經歷政治運動頻仍、“知識越多越反動”、“大破文化命”的年代，那時，陳寅恪、梁漱溟、陳垣、馮友蘭、錢鍾書、沈從文等堪稱文化大師的人依然健在，但我們顧不上珍惜和呵護，卻讓他們不斷地寫思想檢查，進而在放羊、種菜的勞動中消磨生命，這對于中國文化的延續和發揚光大，實在是巨大的歷史遺憾。

　　隨著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變化和國力增強，人們對文化越來越熱愛，對文化人也越來越敬重，投資文化的興趣和實力也越來越大。隨之，對文化大師的出現，也越來越渴望。特別在進入新世紀之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再認識，希望借弘揚“國學”而增加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努力，也就成為了歷史的必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文懷沙才有了被“塑造”成“國學大師”并以此獲取最大利益的可能與空間。

　　各界人士對文化老人特別是“國學大師”的尊敬、愛戴的情感，無可厚非；不明真相的人們輕信一個被稱作“國學大師”的招搖撞騙、欺世盜名也可以理解。問題是，我們的時代為何失去了文化判斷力？為何失去了對大師這一稱號的應有的敬畏？在“娛樂至上”的時代，我們的媒體向觀眾和讀者推介一個“國學大師”時，竟顯得如此草率，似乎不假思索，不做研究，不要起碼的學術評判標準，就可以把“大師”的桂冠輕易地戴在一個人頭上，而不管對公眾和歷史的責任，而沒有任何一個時代都必須具有的文化敬畏。

　　質疑文懷沙真相引起如此大的社會反響，超出我的預料。這也從另外一個方面證明，我們的公眾多么需要歷史真相，多么需要一個貨真價實的大師，多么需要真正對得起后人的文化成果！

　　說實話，我最擔心的是，質疑文懷沙及其反響，僅僅成為媒體的一次狂歡，之后，誰都顧不上反省，又一切歸于原狀。　

　　不管怎樣，我的任務已經完成。除非有必要，我不再就此事撰文發表新的意見。我將回到既有的寫作計劃中。更多真相的追尋，可以由有興趣的其他記者根據相關線索去完成。

　　2009年2月24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