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到江青和毛澤東結婚問題時，不少人提到中央政治局有“約法三章”，即對江青限制性規定“只管毛澤東的私人生活與事務，20年內禁止在黨內擔任任何職務”等。因此，這一說法流傳很廣，迄今不斷。那么到底這個說法是真是假呢？

　　1998年，曾任江青機要秘書的閻長貴回憶，“我曾詢問過人們普遍認為對毛澤東了解最多的汪東興、張耀祠，他們都說沒聽過這件事。”同時，他還查詢了相關的文字資料。

　　兩部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和出版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毛澤東傳(1893—1949)》對毛澤東和江青結婚之事，都只作了簡單記載，根本沒有提到“約法三章”。為此事，閻長貴向《毛澤東傳》中有關這部分的作者詢問，得到的回答是：沒有“約法三章”的檔案；如果有，我們不可能不提到和作出應有的說明。

　　同時，據《張聞天年譜》上卷記載：“寫信給毛澤東，反映黨內一些同志對他本人生活的意見，規勸他不要和江青結婚，毛澤東見信不悅。”對這個記載，該書加了個注，說：“當時在延安的一些老黨員，聽說毛澤東要和江青結婚，議論紛紛，有的還寫信給中央。這些意見都匯集到黨總書記張聞天那里，張綜合了大家意見便寫信給毛澤東。據張的妻子劉英回憶說：‘信是讓警衛員送去的。毛讀后大怒，當場把信扯了。’”

　　在毛澤東和江青結婚問題上中央的態度和做法，張聞天的夫人劉英了解情況比較多。如果確有“約法三章”，劉英當時就可能知道；即便當時不知道，在她和張聞天的長期共同生活中，也不可能沒議論過這個問題；2002年劉英去世，直到那時她都沒談過什么“約法三章”的問題。

　　后來，宋任窮在給《葉子龍回憶錄》作序時說：葉子龍“是十分了解毛澤東的人物之一”。他從1935年起擔任毛澤東的秘書，一直到1962年，他們朝夕相處共27年。1938年毛澤東和江青結婚時，葉子龍正在毛澤東身邊。他們的婚宴，也是葉子龍張羅操辦的。關于毛澤東和江青的婚事，葉子龍說：“……毛澤東在他的住處多次接待江青，他們于1938年夏天以后就生活在一起了，沒有舉行什么結婚儀式。當時處于戰爭環境，結婚一般也不舉行婚禮，當事雙方寫個申請，由領導簽字批準就行了。毛澤東與江青生活在一起是中央幾位領導研究同意的，由江青照顧毛澤東的日常生活。”而對于“約法三章”，葉子龍沒有談及。

　　而從江青擔任職務方面來看。1947年中共中央撤出延安、轉戰陜北時，留在陜北的江青被任命擔任中央直屬大隊政治協理員，做思想政治工作——職務雖不高，但確實是黨內政治職務。

　　建國后，1951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宣傳部、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黨組就機構設置和人員配備向中央報告，其中提到擬調陶魯笳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政治教育處處長，擬任江青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電影處處長。對這個報告，毛澤東作了如下批語：

　　喬木同志：

　　此件很好，可照此實行。惟賴若愚調總工會為秘書長，陶魯笳是否能調出待考慮，江青是否適宜做處長也值得再考慮一下。

　　毛澤東

　　十一月十六日

　　史實證明，江青是任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電影處處長的。

　　1956年由周恩來提議，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命江青為毛澤東的五大秘書之一(級別為副部級)。

　　如果在毛澤東和江青結婚時中央政治局確有限制江青的“約法三章”，“20年內禁止在黨內擔任任何職務”，以上關于江青的歷次任命不都直接違反這個“約法三章”嗎？究竟是有“約法三章”，還是黨的組織屢屢違反？這個“二律背反”不容回避，二者必居其一。閻長貴認為，結論只能是根本不存在什么“約法三章”。

　　通過所有書面文字上所講，閻長貴再次提出，連總書記張聞天當時都認為，結婚“是私人問題，別人不便干涉”，而以他為首的中央政治局反而要以組織名義做出“干涉”江青和毛澤東結婚的“約法三章”，這顯然是不可能的。而所謂限制江青，同時也就是限制毛澤東，不論從他們結婚時即1938年毛澤東的地位來說，還是從毛澤東倔強的性格來說，當時的中央政治局能夠提出和作出人們熟知的所謂“約法三章”嗎？同樣也是不可能的。再說，江青是那種肚里不藏話的人，如果真的有什么“約法三章”，她在“文革”中早就捅出來，并用她掌握的權力整人了，哪里還等到她被打倒后讓人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議論這個問題？總之，“約法三章”這樁公案僅僅只是“軼聞”罷了。

　　摘自《同舟共進》　閻長貴/文

　　來源：老年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