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外國記者眼中的延安舞會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國著名新聞記者。1925年在廣州報道了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和著名的反帝省港大罷工；1927年采訪了湖南農民運動；1937年到山西八路軍總部會見了朱德總司令；1946年走訪解放區并到達延安，采訪了毛澤東，正是在這次歷史性的會見中，毛澤東向她闡述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這次采訪后，她寫成了《中國人證明中國》一書。下文摘自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外名記者眼中的延安解放區》一書，尹均生主編。

　　每逢社交場合，沒有人梳妝打扮，也沒有人換衣服。不管男女，都是一套公家發的粗藍布服。隨著穿用時間的長短和風吹日曬，加上延安沒有好染料，衣服都變成了各種深淺不同的藍灰色。

　　一周主要的社交活動，就是星期六晚上的舞會，許多黨的領導人都參加。朱德幾乎每周都來，毛澤東大約一月來兩次。中國樂器和西洋樂器合璧，奏出像“老黑喬”這樣的古老舞曲。這里跳華爾茲舞、兩步舞和一步舞，還有一種配合秧歌音樂的四步舞，像是狐步舞，只是擺動要大一些。人們無拘無束，想跺腳就跺腳，想溜圈就溜圈。一些專業舞蹈演員，還把武打搬了出來。勤務員“小鬼”們——在世界其他地方就會把他們稱做苦力了——也同黨和政府領導人一起歡快地跳舞。如果這種情景出現在蔣介石的南京，或者出現在華盛頓會怎樣呢？想到此我不禁笑了起來。在杰克遜時代，我們也許有過這類事情。

　　環境是艱苦的，然而人與人之間融洽的關系卻使苦又變成了樂。舞場的窗戶在冬天也敞開著，因為大伙兒跳舞時都穿著棉衣。舞會結束時，常常都扭起秧歌來，直到最后盡歡而散。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延安舞會上的四位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吧。和談首席代表周恩來從南京回來后，帶著外交家的風度，翩翩起舞。他擅長跳華爾茲，不過有時有點過于拘謹。同他跳過一回之后，就會想同秧歌舞演員或俄國醫生奧爾洛夫跳，這位醫生喜歡像哥薩克一樣跺腳。然后總是再回來同周恩來這個第一流舞伴跳。從他的克制精神，他的從容風度，可以想見他在南京談判的一斑。

　　劉少奇是僅次于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跳起舞來帶著一種科學的精確性：二加二必定等于四。但三次中差不多總有一次，在開始跳過似乎拘泥得像算術公式的步子之后，他就按照高等數學那樣放開跳了。這同他的簡潔、精確的文章一樣，偶爾也插進一些尖銳的比喻。

　　朱德總司令跳舞，好像進行舉世聞名的長征一樣。不管樂隊奏什么曲子，他總是穩健地跳一步舞。當樂隊奏出一支迷人的華爾茲時，你如果正在同朱德跳舞，你可能就會貪婪地注視著高超的舞蹈者周恩來和水平相埒的舞伴一同起舞。不過，當晚會即將結束，你累得走不動也站不住的時候，你仍舊可以同朱德跳舞。他的節奏具有一種不費力的堅定性，比坐著不動要舒服。

　　毛澤東主席大部分時間坐著不跳，許多人都想跟他聊天。他跳起舞來安然篤定，好像給樂隊帶來了“黨的路線”一樣。有人說他沒有節奏感，我不同意這種說法。他的感覺堅實而敏銳，他有他自己的節奏感。他盡力與音樂配合，但從不機械地跟著音樂走。當你同毛澤東跳舞時，你必須特別留意，小心地順著他，照他的暗示轉動。不過，只要你跟著他的節奏，他終究會使你感到悠然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