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問蔣介石怎么變成了“常凱申”？

　　“常凱申”事件出現后，很快在出版界傳開，許多人將之視為出版界的笑話，一些出版社甚至還專門開會希望以此為鑒。一部原本應該非常嚴謹的學術著作為什么會出現如此之多的低級錯誤，是偶然事件，還是出版業的痼疾？

　　實際上，一些學者挑錯只是揭開了低劣翻譯書的冰山一角，有專家認為，包括學術書和文學書在內的許多翻譯作品長期、大量存在著各種錯誤和問題，只是廣大讀者并不清楚，或者即使知道，也并不懂得辨別各種版本。《愛的教育》權威譯者、著名翻譯家王干卿對此深有體會，據他統計，《愛的教育》“山寨版”至少有五六十個版本，所有的“山寨版”都選擇了缺斤短兩、降低翻譯成本的捷徑。原著中約兩萬多字的《尋母記：從亞平寧山脈到安第斯山脈》是翻譯難度最高的章節，但市面上流行的諸多版本中，卻找不到這關鍵的一章。

　　追問 快餐式的出書方式是隱患？

　　按理說“三校三審”是出版社鐵定的程序，一本書的出爐至少要經過6個人把關，但現在出書又快又多，這種泡沫式、快餐式的出書方式，給出書質量帶來很大的質量隱患。有的編輯因為自己忙不過來，根本就不看稿，而是將其外包給專門加工編輯的民營公司。民營公司找一人當主編，再組織一幫人來完成，這中間并沒有編審力量介入，翻譯質量低劣自然難以避免。畢業于某大學出版專業的余小姐因為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就在家接各個出版社或文化公司的看稿工作，每個月的收入在3000元左右。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營銷策劃部主任王磊認為，這種錯誤的出現可能是編校質量把關不嚴，或者差個程序。其實，編輯將翻譯稿子核對一下原文，應當會避免這樣的錯誤，或者質檢部門把一關，也會把錯誤堵住。

　　追問 譯書門檻降低是禍根？

　　有業內人士認為，出版界鬧出這樣的笑話不是偶然的，表面看起來離譜，內里是因為出書門檻低了，過去千錘百煉才能出書，現在是什么人都敢寫，什么人都敢翻譯。

　　翻譯家楊絳曾經用“一仆二主”來形容譯者和原作者、讀者的關系，就是說譯者是仆人，原作者和讀者是主人。但現在則應該用“一主二仆”來形容翻譯書現狀更合適，許多譯者忙于趕活兒，疲于應付，翻譯書質量低劣，屢現紅燈已是不爭的事實。

　　原譯林出版社社長李景端說，這個問題的出現說明翻譯界態度很不嚴肅，翻譯缺乏學術論證，實際上是不講“譯德”的表現。過去，出版翻譯作品是件很嚴肅的事。首先對編輯要求很高，組稿前還要先考察譯者水平，譯者經過試譯后才能最終確認，校訂更是環環相扣。目前，翻譯作品校訂力量缺乏不說，出版社往往還打上譯者文責自負的字樣，以推脫出版社的把關責任。

　　追問 翻譯費不高是現實問題？

　　當然，公允地說,翻譯作品稿費長期處于低水平也是翻譯書屢現紅燈的原因。目前翻譯作品還是沿襲多年的稿費標準，即千字一般四五十元，最高的也不過百元，李景端說：“這么低的稿費誰愿意來搞，現在的翻譯作品很多時候成了研究生、大學生練筆的地方。”他分析，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還在于，目前翻譯作品出版平臺不多，國內沒有幾家翻譯雜志，因此造成有些人即使稿費低也要出書。

　　業內專家認為，翻譯書問題層出不窮，也可看出相關部門監管不力的問題。一方面，出版社要講職業道德，要加強行業自律，要注重誠信指標、職業道德指標；另一方面，管理部門也要加強監管，比如對于出現嚴重錯誤的出版社要進行減少書號、通報等處罰。

　　追問 學術書可以躲過大眾監督？

　　“犯這種‘硬傷’類的錯誤太不應該了，現在條件這么方便無論是查一下工具書還是上網搜索一下都能夠避免。”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為王奇的錯誤深感惋惜和不值。同時，他認為“常凱申”事件是對學術界的一個提醒：學術問題成為公共話題的風險性越來越大，要意識到你的著作不僅是在學術共同體里交流，哪怕只有幾千冊，也還是要給公眾看的。本著對社會負責的態度就應該謹慎、謹慎再謹慎，否則不僅對社會的影響不好，對自己的學術聲譽也將造成很大危害。

　　“這個事件之所以能夠引起如此之大的關注，還是因為蔣介石是大眾熟悉的人物。其實，在我接觸到的范圍里，這種錯誤幾乎隨處可見，有的錯誤荒唐得令人發笑。”張頤武更曝光說，現在學術圈里最嚴重的隱患不是著作里的錯字，而是充斥著許多沒有錯字，但卻是重復的沒有價值的論文。相比之下“常凱申”就算不了什么了，這本書的作者至少是去翻譯了，很多人連翻譯都懶得去做。

　　(記者 路艷霞 牛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