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一生迷信

　　1932年春夏之交，戴笠被蔣介石任命為總司令部特務處處長，從此成為“總裁之最虔誠信徒”。但是知情人，如其部屬王兆槐、劉志陸，乃至流氓大亨黃金榮、杜月笙等，都揶揄他們的這位上司信服的“總裁”遠比不上他信服的“命相”。

　　在軍統(tǒng)所辦的各種集訓班里，戴笠均規(guī)定要講授命相一類的特殊課程，甚至還特別從山東等地聘請何麻姑、畢善人等神婆神漢來做“輔導員”。

　　有一次，軍統(tǒng)在中美合作所所在的歌樂山北麓羅家灣修建房屋。戴笠特地找命相先生看風水，畫了圖，標明哪些地方屬“龍脈”，哪些地方不宜建“陽宅”，以避“雷公”和“地神”。誰知一個姓柳的管工未領會旨意，在戴笠去重慶的時候，隨意動起工來。戴笠回來后，見亂了“八卦方寸”，氣怒之下，命人在夜里殺了這個管工，以作祭門之鬼。

　　戴笠住宅所建門樓因遭雷擊而倒。他讓何麻姑卜卦，又令畢善人討陰方，豈知這兩個“術師”沒事找事，合謀后說是地下藏有“詭石”。戴笠忙命工匠挖地三尺，也未見一塊石頭。兩個術師又稱，“不下則上”，必須“三砌三拆”方可“鎮(zhèn)邪壓怪”。戴笠居然依此“命術”，將門樓砌好拆掉，拆掉再砌好，真正拆砌了三次。

　　不想兩年后的夏天，下大雨發(fā)洪水，門樓還是被沖塌了。

　　戴笠在軍統(tǒng)局本部用過許多“水汪汪”的化名，原因出自他“缺水忌土”的命相，想以此彌補命中不足。這些化名有:漢漢清、汪濤、涂清波、海濤源、沈沛霖、雷雨雯等。他用得最多的化名是“沈沛霖”，因為自取了此名后，他的老胃病就很少發(fā)作，甚至罕有傷風頭疼，“天天如愿，事事順手”。

　　1944年春節(jié)過后，戴笠手下的秘書英渠覺得“沈沛霖”用得過濫過久，便討好主子，建議更名為“洪淼”。戴笠一聽，覺得此名確實比“沈沛霖”含水分更足，不但立即采納，還獎賞了小秘書一支德國造的小左輪手槍。

　　還有一次，戴笠和他的美國顧問梅樂斯飲酒作樂。席間梅樂斯問起他本名的出處，戴笠得意洋洋地說:“此乃古人代取之也！”還叫人從書架上翻出一本線裝書，高聲念道:“君乘車，吾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古代有柄的笠，類似現(xiàn)在的傘)，吾跨馬，他日相逢為君下。”這是戴笠借此標榜自己的風雅。豈知三杯酒下了肚，他得意忘形，說出自己名字的真正由來:原來，在戴笠出生的那一年，其父在家鄉(xiāng)做關帝會時，被人放了一把火，燒著了堂屋。正巧此刻烏云驟起，很快下了一場暴雨，才免了橫禍。于是，戴笠的父親以為后代的命相不能缺水，便給兒子取名戴笠，以示避陽求水，號也為“雨農(nóng)”。后來，戴笠的弟弟亦隨之取名為“云霖”。

　　迷信便從此接踵而來。因為那場火災是農(nóng)歷五月十三發(fā)生的(傳說五月十三是關帝的生日)，戴笠對“十三”這個數(shù)字相當敏感，十分忌諱。他出生于1896年農(nóng)歷八月十三日，卻將生日改為“十四日”。

　　一次，戴笠在西安與胡宗南打牌。打到第十二圈時，忽然佯裝肚痛。這位胡大長官還信以為真，找來軍醫(yī)診治，戴笠見到軍醫(yī)的藥箱上印有“十三”的數(shù)字，連忙將他罵走。

　　在西安時，戴笠霸占了楊虎城將軍的軍需長王維之的一幢花園別墅。一天，他去檢查修葺一新的大門，發(fā)現(xiàn)門牌是13號，立馬火冒三丈，命人將西安市政局局長肖紹興叫來，劈頭吼道:“誰定的這門牌號碼？”肖紹興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怔了半晌，答道:“主任，您這房子確實應是玄楓橋13號啊！”戴笠又大聲說:“什么叫確實，什么是應該，你給我改為甲14號！”

　　盡管戴笠如此迷信命相，如此喜歡“水”和忌諱“十三”，但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偏偏死在“水”與“十三”上。

　　1946年3月，戴笠去北方巡視，由天津準備起飛回南京時，發(fā)覺當天是3月13日，便借故牙痛難忍，將行期推遲到3月17日。到了3月17日這一天，晴空萬里，戴笠心情極其好。可沒想到，專機飛抵南京上空時，正值大雨滂沱，雷電交錯，云層又低，專機竟與地面失去了聯(lián)系。最后，專機一頭撞到了南京郊區(qū)江寧板橋鎮(zhèn)附近的岱山山腰上。這位命相缺水的軍統(tǒng)大員，其尸體竟在大雨中淋了三天三夜才被找到。

　　可笑的是戴笠死后，他的助理秘書袁奇濱翻查皇歷，他不看則罷，一看驚嘆得頭發(fā)要豎立起來。袁奇濱說，戴主任命相中一生缺水，處處小心，時時謹慎，而悔不該去北方前取了個缺水而又多山的化名“高崇岳”。另外，他3月17日啟程，沒考慮到那天正好是農(nóng)歷二月十三日呀！

　　徐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