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形象的嶄新建構

　　——看《建國大業》有感

　　一段時間以來，電影《建國大業》的策劃、拍攝、制作、上映前后的宣傳，似乎掀起了一場全民關注的文化熱潮，形成了全民議論的娛樂焦點，已經在一個“眼球經濟”的時代占盡風情，賺足注意力。這部濃縮了1945年重慶談判到1949年開國大典的波瀾壯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史、云集了一百七十余位當紅明星的影片《建國大業》，其票房商業性的成功和主流文化建設的成就，這種難得的名利雙贏態勢，都已成探囊之物，指日可待。

　　多重因素鑄就成功

　　《建國大業》的成功是多方面的。它的選題創意極其成功，選題和最終的主題定位于如影片片頭字幕所提示的：“謹以此片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六十周年”。由此，《建國大業》確立了厚重大氣的主流基調和主流意識形態基礎，極為有效地利用了國家資源和主旋律政治效應，利用了千載難逢的建國60周年這一歷史機緣。

　　而《建國大業》堪稱“偉大”的成功創意在于邀請海量明星出演———一開始是考慮幾個主演，最后則形成了全明星陣容。大量明星的集中出演符合電影的視覺文化本性，切合了大眾追星的夢想。

　　一代一代的優秀演員，都是一個時代、一個民族審美愿望、文化理想的象征和寄托。千百萬觀眾從他們身上獲得了情感的寄托和心理的滿足。正如路易斯·賈內梯在《認識電影》中指出的，“這些偉大的有獨創性的人(指明星)是文化的原型，他們的票房價值是他們成功地綜合一個時代的抱負的標志。不少文化研究已經表明，明星形象包含著大眾神話，也是豐富感情和復雜性的象征。”

　　文化上的重要貢獻

　　全球文化傳播時代，《建國大業》在文化上的一個重要貢獻可能在于中國“國家形象”的嶄新建構上。

　　所謂“國家形象”，是近年從國際政治學、傳播學領域引入文化學乃至電影學的一個新名詞，一般認為是指在一個文化交流傳播愈益頻繁的時代，一個國家的外部公眾、國際輿論和內部公眾對國家各個方面(如歷史文化、現實政治、經濟實力、國家地位、倫理價值導向等等)的主觀印象和總體評價，主要通過媒介和輿論傳播與表達，是國家整體實力(尤其是“軟實力”)的一種重要體現。

　　毫無疑問，如果形象表現適當，它對外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和親和力，對內則具有強大的文化認同感和國家凝聚力。具體就電影文化傳播而言，按我的理解，“國家形象”系指國內外觀眾通過電影的觀看而形成的對中國國家、文化整體的有關價值觀、倫理觀、審美理想、生命力、精神風貌、社會狀況等的總體印象、總體評價。

　　這一術語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引發電影研究界的熱情是理所當然的。在相對封閉的、國際上不是通過電影來了解國家形象的年代，這個名詞也許是一個缺少實際意義的假命題，但從八十年代中后期《黃土地》、《紅高粱》等影片走向國際并引發國內關于它們是不是向西方電影節評委和觀眾“展示丑陋”并邀寵的爭議開始，到今天中國電影越來越走向國際市場，在文化交流中愈益顯得重要，海外觀眾通過銀幕上的文化形象來認識中國的國家形象越來越普遍。

　　據一個在美國普通民眾中的調查顯示，最為美國普通民眾熟知的兩個中國人，一個是李小龍，一個是成龍，而這顯然都是因為承載他們銀幕形象的電影傳播的結果。美國《外交政策聚焦》2007年2月8日題為《功夫片的地緣政治學》的文章在評價華語大片《臥虎藏龍》的國際成功時寫道，“《臥虎藏龍》在國際上的成功，催生了一個正在上升的中國形象，并提高了世人對中國文化的評價。”因此，電影如何塑造和表現國家形象的問題成為一個迫切而重要的命題。

　　樹立了一根標桿

　　我們的電影中，不乏表述中國現代史上重大歷史事件的史詩性巨片，但這些影片的視角往往表面上是客觀的，但導演的表現其實卻是主觀化，影片常以歷史主人自居的全知敘述者的權威語調，宣告歷史的進程、趨勢，兩黨、兩軍對決的必然結果，勝負正邪主次判然分明。而《建國大業》完全沒有那種威嚴的畫外音(只是惜墨如金地用了一些字幕)。有些段落直接用歷史紀錄片，有的段落則更是有意營造紀錄電影的效果。而影片表達的對歷史失意者的那種寬和、體察、平和的大度心態，甚至是一種“大江東去”式的歷史感悟，都毋寧說是歷史的詩意吟詠和人文激情的涌動。

　　《建國大業》在歷史的宏觀敘事中融入了個人命運的滄桑感和人性的悲涼與深度，在大刀闊斧的歷史風云之余，別有一種歷史滄桑感，從而表現出影片歷史觀的開放性和先進性。

　　就此而言，《建國大業》樹立了一根標桿。在以往的某些“大片”中，在文化價值取向上陷入一定程度的迷失和錯亂，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中華文化陰暗糟粕的部分，客觀上呈現權力欲望、人性悖謬、倫理錯亂等非主流、非普世的文化的背面。如以國家、天下之名對俠義精神的壓抑、扭曲(《英雄》)，殘害個體身心的極端酷刑的奇觀化展示(《夜宴》)，權力欲望對人性、家庭人倫的扭曲(《滿城盡帶黃金甲》)……客觀上在國際文化傳播上呈現了一個不那么主流健康的中國文化和國家形象。

　　但《建國大業》呈現的國家形象，無疑是光明磊落、豪邁熱情奔放而新鮮亮麗的，它充滿生命活力、順民心合民意順歷史大勢，同時又虎虎有生氣，愛民親民又與民同樂。影片對內可增強中華民族的自豪感、文化認同感，強化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對外則呈現了朝氣蓬勃、和諧向上、順應歷史趨勢、以人為本的精神風貌。無疑，這樣健康明朗、陽光親和的“國家形象”不是空洞、說教的，而是一定會有很好的文化傳播效果的，因為它有國慶獻禮的“主旋律”的堅實基礎，全明星陣容的視覺奇效和商業優勢，史詩性敘述的穩重厚實與飛揚的詩意和激情。

　　陳旭光

　　(作者系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