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發了“黃段子”，在東莞務工的張某手機短信功能被關停。他被告知，如果要重新開通短信功能，就得帶著身份證到公安部門寫一份以后不發不良信息的保證書。(1月14日《青年時報》)

　　關于張某的這一懲罰，背后還有一個新聞背景需要交代。1月13日《南方日報》報道：中國移動正配合公安部門開展手機違法短信息治理，市民發“黃段子”一旦被通訊公司檢測系統發現或被客戶投訴確認，就會被關停短信功能。

　　我相信，“黃段子”通過手機短信的發送，其傳播范圍與效率可能不亞于網絡，甚至有人會覺得“黃段子”的橫行已成為公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移動配合短信治理的方式，是通過檢測系統來完成的，比如關鍵詞的監測。當然，網絡掃黃也是類似的方式，但網絡的關鍵詞監測往往只是前端的初步篩選，后端還有人工檢測。道理很簡單，無論鑒定“色情內容”的標準多么明晰，我們都不可能依賴機器來判斷何謂“黃段子”，何謂健康內容。

　　問題還不止于此。手機短信是點對點的傳播，你可以說這只是一種傳播方式，但我要問的是：說話算不算傳播呢？發送短信，與私人對話，區別只在于技術手段。一種短信內容，無論傳播范圍多么廣，傳播速度多么快，其仍然逃不出口耳相傳的范疇。因此，短信仍然是私人交流。一個短信“黃段子”也許瞬間就傳開了，但它借助的是技術手段，而非一個傳播機構。掃黃治理的對象一般是傳播色情內容的傳播機構，以及內容的公開發布者，但私人交流不可能被列為治理對象，否則就有點本末倒置。

　　掃黃打非的傳統合法性，往往是“大快人心”，但在法治時代，它無論多么大快人心，都不得不面臨著基本的法理。從法理層面而言，治理短信“黃段子”的合法性前提，應是看短信的傳播是否構成對他人的侵害，比如性騷擾。因為當傳播只限于私人交流的范疇，如果存在法律上的問題，應從個體間的侵害這一層面尋找。當然，有幾種情況，短信不屬于私人交流，如通過公共短信平臺發送，如盜取人們的手機號碼并大面積發送短信，等等。

　　我熱烈歡迎中國移動配合公安部門加強短信治理，因為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很多情況下，這種侵犯正在發生，除了上述的個體間的侵犯，公害也是存在的。當垃圾短信肆無忌憚地發送，當各種商業廣告不遵循我們同意的情況下就借助公共短信平臺發送等等，公害已然產生。這是很需要治理的，是比“黃段子”更需要治理的，甚至無需公安部門的授權，就應首先從行業規范這一層面展開行動的。

　　肖暢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