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出國留學也是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1978年6月23日，鄧小平同志在談到清華大學問題時，對派遣留學生問題指出：“我贊成留學生的數量增大……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中國留學史從此開啟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其中,由于公派留學是國家從宏觀戰略出發有針對性、有步驟地向外派遣留學人員，在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進程中更是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歷史的記憶

　　“做夢都沒想過能出國留學”

　　改革開放初期，各個方面的人才奇缺。但是由于當時國家經濟實力較弱，派遣的留學生數量非常有限。“我做夢都沒有想過能出國留學”——這是筆者在采訪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公派出國的留學人員時聽到最多的一句話。

　　向隆萬是上海交通大學數學系教授，現在他雖然已經退休了，但日子并不清閑。如果學校有國外數學學者來校訪問，向隆萬還是會用英語作講學報告，學校像他這樣在數學專業上過硬，語言又完全沒有障礙的學者還是不多。在他看來，這完全依賴于當年公派留學打下了堅實的專業和語言基礎。

　　1980年，向隆萬還是西安交通大學的青年教師。有一天，他接到一個電話——通知他參加國家公派留學選拔考試，他的第一反應是別人在和他開玩笑。“基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情況，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能出國留學。”向隆萬這樣說道。他當時每個月工資才50元，而留學來回的機票錢就要4000元，自費留學對他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通過層層選拔順利到達美國之后，他特別珍惜也特別感激國家給他的這次留學機會。1982年留學生涯結束后，他毫不猶豫地選擇回國，致力于推動中國數學科學的發展。

　　早期的公派留學生在國家經濟條件十分落后的情況下出國留學，強烈的使命感使他們身上總是不自覺地透出一股要報效祖國的熱情。

　　身為龍源國際集團總裁的湯潮，是改革開放后第一批公派出國的留學生。談起1978年奔赴加拿大留學的經歷，他激動地說：“當時我得知自己被公派留學的消息后，簡直跟范進中舉差不多。據說當時中國一萬個農民才能養活一個留學生，我就暗下決心，學成歸來一定要努力報效祖國！”1986年留學英國，現在是廣西科學院院長的黃日波更是坦率地說：“公派留學改變了我的命運，是我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現實的交響

　　選派人員層次越來越高

　　進入上世紀90年代，行政渠道下公派留學工作的一些弊端開始顯露，具體體現在選派人員質量沒有保證、廣泛性不夠等問題日益凸現。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于1996年正式成立，公派留學工作從此逐步走上正規化。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公派留學在經過多年的摸索和實踐后，已日趨成熟并走入良性循環的軌道。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公派留學政策也在不斷調整，在“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方針的指引下，留學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據教育部國際司司長張秀琴介紹，自1978年到2006年底，出國留學總人數達到106.7萬人，其中1978年出國留學總數860人，2006年13.4萬人，29年出國留學規模擴大了155倍。其中，2007年公派留學人員就比2006年的8242人增加了51%，高達12402人，公派留學人數首次過萬。

　　同時，國家公派留學重點資助對象開始從進修生向學生傾斜，公派留學人員日益趨于年輕化。2007年，政府開始實施“國家建設高水平大學公派研究生項目”，根據該計劃，從2007年至2011年，國家每年將從49所重點高校中選派5000名研究生，有計劃、成規模地送往國外一流大學學習。

　　張秀琴在回顧公派留學30年時說道，公派留學選派人員的層次越來越高，擁有博士學位的超過一半，很多人都承擔著國家級課題或省級課題的任務。正在荷蘭攻讀博士學位的公派留學生郝璞也認為，國家目前對公派出國人員的選拔機制已經相當成熟，“公派留學目前主要面對高校、科研院所，申請者經過層層選拔過關后才能獲取資格，各大高校也都有相當長時間的選拔經驗，選派人員質量不是問題。”他指出，目前公派出國的群體層次越來越高，以博士研究生和訪問學者為主，“選派出去的學生成績優異，有明確的研究目的和計劃，并有強烈的學成歸國服務意愿。”

　　與此同時，國家公派留學的針對性也越來越強。上世紀90年代，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加大了對金融和經濟領域人才的派遣，為中國培養了一批具有國際視野的專業金融經濟人才。根據《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把原先資助的七大領域及時地做了相應調整。

　　巨大的成就

　　公派留學人員已成重要人才資源

　　在這30年間，一批又一批的公派留學人員學成歸國。對他們來說，公派留學可能是他們人生的一個轉折點；對整個國家來說，公派留學人員更是成為中國經濟建設、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和中國人才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

　　“過去30年當中，公派留學培養了一大批在高科技、文化、教育、科研等領域的中國最急需的骨干人員，他們不僅帶回了國外先進的知識和技術，更帶來了先進的理念和國際化的視野。”談到中國公派留學這30年的成就，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主任方茂田這樣說道。

　　在科研領域，公派留學回國人員充當了先行者和開拓者的角色。特別是在一些重要學科和交叉學科填補了國內的空白。他們回國后迅速成長為大學校長、院長、系主任等，成為學科帶頭人，不僅帶動了相關學科的快速提升，對于中國高校的教學質量的提高、人才的培養都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動作用。有統計表明，留學回國人員在教育部直屬高校校長中占77.61%，長江學者中占94%。教育部部長周濟日前也曾表示，公派留學是縮短我國博士培養水平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提高師資水平的有效方式之一。

　　在公派留學的隊伍中，還有一部分是國家公派的國家干部和行政人員。有人曾質疑：國家花費大量的財力公派行政人員到底值不值？在黃日波看來，答案毫無疑問是肯定的，他說：“行政人員出國開闊了視野和思路，回來后在決策上更加科學，從另一個層面推動了改革開放的發展，間接產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是難以估量的。”

　　中國改革開放在這30年間取得了重要成就，同時中國也逐步走向世界舞臺。公派留學人員在這個進程中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

　　“留學人員的派遣反過來也讓世界通過各個層面了解中國社會的發展情況，促進了中國與其他國家的交流和溝通。”方茂田說。對此，湯潮深有同感，他出國后不僅感受到了中國經濟發展與國外的差距，同時也看到了世界對中國文化缺乏了解的現狀。這讓他下定決心將文化產業與互聯網結合起來，致力于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留學人員起著溝通世界與中國的橋梁作用。在國外的留學人員，不少人成為民間大使和文化使者；一些留學人員組織，在向國外介紹當代中國、宣傳中國傳統文化、加強中國與不同國家之間人民相互理解與溝通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有些人還利用自身獨特的語言和社會交往的優勢，牽線搭橋，促進外商投資、開展貿易，為國家和家鄉建設做出貢獻。

　　未來的思考

　　挑戰和機遇并存

　　回顧30年公派留學的歷程并展望未來，公派留學的挑戰和機遇并存。

　　比如，公派留學存在選派難的現象，這種現象在國家企事業單位中表現尤為明顯。公派留學人員不同程度地受到國內工作任務飽滿、珍惜現有崗位、子女教育等因素的影響。盡管國家對留學工作的投入不斷增加，但一批優秀的在崗青年人才卻難以被派出學習進修，這就間接導致了企事業單位派出的人員比例較少的情況。面臨這種情況，如何選取一種恰當而科學的方式協調各方的沖突和矛盾，使得企事業公派留學人員在崗位和生活上擁有切實放心的保障，讓他們樂于去、愿意回，也是公派出國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難題。

　　盡管面臨著一些問題，但隨著政策的推進和體制的完善，公派留學的渠道日益暢通，規模不斷擴大，回歸率也在穩步上升。公派留學也在不斷摸索適合中國發展實際情況的政策和措施。比如，資助的方式從之前的全部由國家留學基金委出資轉變為多種資助方式共存。近幾年，基金委與國外的幾個大學建立了共同出資資助項目，資助逐漸轉變為全額資助、差額資助、聯合資助多種方式結合。

　　毋庸置疑，中國在改革開放和建設人力資源強國的過程中，仍然需要一大批同時具備高科技知識和國際視野的人才。黃日波說：“國家現在雖然比30年前強大多了，但是我們不能沾沾自喜，公派留學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放眼未來，公派留學將邁入一個嶄新的領域，這里不止局限于制度上的完善，更是理念上的創新。

　　合上歷史的書頁，我們掩卷沉思：回首百年，留學潮一浪接一浪，一代代中華兒女奔赴異國求學，心懷祖國與故土；回首三十年，當異國不再神秘、留學變得簡單，踏出國界不需跋山涉水，越來越多的學子被送出去、又回來。場景回放到三十年前，鄧小平毅然而堅定的話語在耳邊回蕩：“我贊成留學生的數量增大……要成千成萬地派……”(王暉余 李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