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下午，我乘坐的飛機徐徐降落在武漢天河機場。當飛機在跑道滑行時，機上所有的乘客都陸陸續續打開手機。一時間，機艙里“嘀嘀”的響個不停。科技的進步逼迫著人類成了時空的奴隸。我是這一航班里最幸福的奴隸！

　　大家被我突如其來的歡呼驚呆了。———我打開手機后收到的第一條到第六條信息全是同一個內容：“蕭堯、蕭君分別被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和法學院錄取為2009年度新生！”

　　我長子蕭堯多讀了一年幼兒園，重讀一年初一，與妹妹蕭君同步今年參加高考。于是就有了兄妹同時入讀北大的契機。

　　如何教育孩子是隨之而來的問題。從幼兒園開始，我選擇了傳統文化這一獨步單方。《三字經》和《聲律啟蒙》伴隨孩子三年的幼兒園生活。不懂，但不影響背誦，不認字，卻不妨礙唱吟。久而久之，朗朗上口。不知不覺，耳熟能詳。

　　我與孩子班主任的溝通事無巨細，由于我的孩子都是寄宿學生，班主任就如同他們的再生父母。二十年來，我幾乎每星期都出差幾天，但只要有孩子的家長會，無論我身在何處，我必飛回與孩子的母親雙雙出席，分頭參加孩子們的班會。

　　我還經常與班主任通電話，通信，隨時隨地地掌握孩子們的學習生活情況。唯其如此，家長才能與老師緊密配合，因勢利導，有的放矢。

　　記得初三上學期，回家度周末的兒子跟我說，物理老師用腳踢他。我知道物理老師就是兒子的班主任。我覺得如果班主任不得不用腳踢一個學習成績優異的學生，肯定事出有因。我相信班主任，他所教幾個班的物理成績是全年級最好的班級。當晚，我就驅車趕往學校。經過三個多小時的長聊，我與老師分手前說了一句話： “該踢！”

　　填鴨式教育的現實我們無法改變，但我們可以為孩子們辟一塊自留地。讓孩子寓學于樂。用什么來耕耘這塊自留地呢？我是用《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耕耘時不忘灑一些琴棋書畫的“有機肥”。

　　對孩子的教育，我不得不提到“家法”。我是一個極端傳統主義者，“家法”極嚴。

　　二十年前，我隨廣東省扶貧工作組到粵北山區的一個農戶訪貧問苦。縣委書記帶我們訪問一個三代清貧的農戶。還沒進門，就有一股惡臭撲鼻而來。進到門內，但見家徒四壁，連煮食的爐灶都是用三塊破磚壘成的，上面架起的“鍋”只是一片薄瓦。窮得連“叮當”都響不起來。全部家當竟然是一張千瘡百孔的蚊帳。且不說隔不住蚊蟲，就是風箏都可以自由起降。

　　我不禁俯身問躺在草堆上的老農，我們送給您老人家的衣被哪去了？老農言簡意賅的回答讓我瞠目結舌：拿去當酒了。我后來才得知，衣不蔽體的老農如果不把扶貧送來的東西當酒，那他真的要成為一個“三年不知肉味”之人。對老人家來說，能喝上一口小酒，死而無憾！

　　我正納悶，書記怎么會帶我們來此戶人家的時候，書記娓娓道來：“各位領導，老張叔可是我們縣的驕傲，他的兩個兒子都考上了清華大學。”

　　一直對我們愛理不理的老農忽然像注了興奮劑，兩眼閃出了豪情，善解人意地用手拿起身旁的一根滿身污垢的木棍，焦黑的嘴唇一張一合地吐出一句擲地有聲的話：“就是它把我的兩個兒子打進清華大學的！”

　　二十年過去了，老農那烏黑的“家法”卻始終也揮之不去……我手捧兒子和女兒北京大學錄取通知書時，鄭重地問他倆：你們還記恨爸爸當年的訓斥嗎？

　　一對兒女哭了。

　　我正想再說些什么，堯兒用左手搭著我的肩膀說了一句讓他母親破涕為笑的話：“爸爸，將來我有了孩子，一定交給你教。”……(南海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