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時下，大學與城市的關系，有簡單化和功利化的趨向——大學看重對城市的“現時”貢獻，而城市也日益追求大學對城市的“當期”回報。這不利于大學及城市的發展。地方政府對大學的投資回報，要著眼長遠，才有利于學校正確的辦學定位，也才能為城市可持續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

　　隨著高考的臨近，各高校陸續公布了今年的招生計劃，其中當地的招生數量變化備受關注。有媒體稱，上海等地的重點高校都陸續減少當地招生名額，高校“去本地化”進程取得實質進展。從表面的數據真的能得到這樣的結論么？

　　——第一印象——

　　復旦大學發布的2009年本科招生方案顯示，該校53個專業(或學科類)共在全國招收3000名本科生，比去年減少100人；其中上海的招生名額為1000余人，比去年減少了200人左右，因此外地生源相對有所增加。

　　上海交大今年在上海招生1400余人，也比上年減少了100多人。這兩所上海部屬高校今年的招生計劃中，本地生源比例均已下降到了34%左右。

　　武漢大學今年在湖北省的招生計劃為2305人，計劃在全國招生7800人，而去年的招生人數為2500人，總招生人數為7600人。

　　——數字背后——

　　當地考生數量下降是主要原因

　　這是否意味著高校“去本地化”進程有實質進展？一些學校的招生辦認為主要原因并不在此。清華大學招生辦表示，在北京地區招生人數的減少主要是因為今年在該地區自主招生的人數比較多，而且北京的考生還少了1.7萬。武漢大學及華中科技大學招生辦的工作人員則說，每年的招生比例和數量根據具體情況而定，本地生源沒有減少的趨勢。

　　“這一變化的最直接原因是當地報考人數的下降”，上海交通大學教授、21世紀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說。有數據顯示，初步統計，上海今年高考報名人數約為8.3萬名，與去年相比，降幅為20%左右。報考人數減少幅度增大的主要原因是出生人口減少。

　　本地生源比例逐步微調

　　從去年開始，教育部就針對一些重點大學在本地的招生比例高達50%以上，個別高校甚至達到70%的情況，明確要求，部屬高校要爭取逐步將本地生源控制在30%以內。但是，當年就作出積極響應的高校并不多。從《人民日報》的報道看，一些原來在當地招生比例超過30%的高校，在當地的招生數雖有下降，但仍然高過30%，比如浙江大學去年本地生源比例為50%，今年下降到48%。

　　——癥結所在——

　　高校依賴當地政府投資

　　熊丙奇分析道，重點大學在當地大量招生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重點大學獲得了當地政府不小的投資，因而高校相應擴大在當地的招生規模。從1999年啟動985工程以來，不少部屬重點高校都成為教育部與當地政府共建的大學，獲得當地政府不菲、即與教育部重點投資1∶1配套的辦學資金。

　　而當地學生及家長則把這種投資簡單化成占用了本省資源：“這些學校占了我們的地，使用我們的資源，照顧一下本地學生也無可厚非，再說每個地方都這樣，不是也很公平嘛。”事實上，這樣的后果是教育資源稀缺的省份就明顯處于劣勢，如北京地區的211高校有23所，上海有9所211院校，許多西部地區僅有一兩所。

　　重點大學要滿足當地需求

　　其次，熊丙奇認為，重點大學大多集中在經濟發達地區，因而也要考慮滿足當地考生的報考需求。比如，浙江地區只有浙江大學一所985高校和211高校，浙江本地考生除了選擇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大等少數“外地高校”之外，大多選擇浙大，這使浙大的本地招生比例最高時接近70%。

　　已經參加工作的小陳當年被調劑到她所在省的湖南大學，記者采訪中發現這種現象非常普遍。報考北京、上海等地的重點院校但沒有考上的學生一般都會把本省的重點院校作為退路。“像山東、湖南、湖北這樣的省份為了保證生源，肯定會多招收本省的學生，而且本地學生畢業以后留在當地工作的幾率也大很多”，小陳這樣解釋這種現象。

　　——破解之道——

　　地方政府與大學關系去功利化

　　“現在在當地考生數量減少的情況下縮減其招生名額，實際其錄取率并沒有減少，在這種情況下把名額讓給外地學生，是高校‘去本地化’的一個重要契機”，熊丙奇說。

　　但是一旦生源增加怎么辦？

　　“這個時候問題就出現了，所以不能單純靠這個機會來推進重點大學去本地化的進程”，熊丙奇表示。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需從教育資源供給入手打破教育發展不均衡。

　　“首先，地方政府應建立與大學的新型關系”，熊丙奇說，時下，大學與城市的關系，有簡單化和功利化的趨向——大學看重對城市的“現時”貢獻，而城市也日益追求大學對城市的“當期”回報。“這不利于大學及城市的發展。地方政府對大學的投資回報，要著眼長遠，才有利于學校正確的辦學定位，也才能為城市可持續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熊炳奇說。

　　而學校也應拓寬經費渠道，如果學校把主要辦學經費來源寄托在政府身上，必然導致對政府的依賴，或辦學嚴重受到當地經濟發展的影響。與此同時，大學更應用開放的精神來辦學。他指出，如果一所學校中70%的生源來自本地，這樣的學校就是地方學校，“世界一流大學的一個重要評價標準是來自世界各國攻讀學位的留學生占所有學生的比例”，熊丙奇說。

　　在他看來，小陳所表述的“重點院校為了培養當地人才而增加當地招生名額”的觀點恰恰反映出辦學者的觀念還停留在人力資源是不流動的傳統的狹隘觀念上，并在這種觀念下形成封閉的地方主義辦學觀念。

　　指標互換與多元錄取

　　此外，還應倡導教育公平觀念，政府部門與學校應積極構思，推進教育公平的有效方式，如不同地方重點學校的招生指標的互換，這并沒有減少當地考生升入重點大學的機會，卻改變了學校的生源結構；推進依據多元評價體系進行錄取的自主招生，在多元錄取中，把考生的地域、家庭因素也作為評價指標，要求高校在錄取中，給予來自不發達地區、貧困家庭的學生“地區多元分”和“家庭多元分”。這就給不發達地區、貧困家庭學生提供更多的升入重點大學的機會。

　　與此同時他認為，對于重點大學去當地化，還需要有一個日程表，以促進教育管理部門推進教育改革的緊迫感，在解決具體的難題中，加快形成高等教育發展的市場機制。

　　而復旦大學葛劍雄教授卻認為，共建下的高校沒有自主權，包括招生名額分配等，因而不能只要求學校拿出舉措，“教育公平的源頭是在義務教育階段，如果這個時候大家都能接受優質教育，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才能公平競爭，而這要以城鄉、區域差距縮小為前提”。(操秀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