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高考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媒體傳出了讓很多家庭十分不安的消息。據某媒體報道：2009年浙江高考航模加分者被指多來自權勢家庭。浙江省考試院就此表示，加分者的家庭背景并不在其驗證范圍之內。

　　如果說分數屬于硬杠杠，那么，如何形成分數，則有多種可能。有些是勤學所得，有些是取巧所致，還有些則是純粹的子承父蔭。這是因為在現有的高考制度中，除了文化課成績以外，還有名目繁多的加分制度。早就有報道指出，地方制定的高考加分項目涉及科協、體育、外事、民委、計劃生育、殘聯、公安、民政、工會等十多個部門和單位，加分的名目也情況不一。許多行業或部門紛紛通過關系找教育部門要求出臺加分政策，加分項目越來越多。

　　高考加分制度，本意是為了褒獎某種技能，或是補償某種先天弱勢的群體，或是鼓勵某種先進。但是隨著加分項目的增加，此種功能逐漸喪失，而絕大部分的加分，不管是身份型如殘疾考生加分和少數民族子女加分，還是技能型，最后都演化成為身份型，且通過此種身份型加分，積分政策就不是對社會弱勢群體形成補償，而是成為強化強勢階層的工具。

　　一個邏輯就是，中低收入階層者的子女所掌握的某項技能絕不會成為高考加分的內容，比如農村子女的務農能力不會成為一種技能型的加分內容，種糧大戶的子女也無法因為其父母的這個身份而加分。

　　以浙江的航模加分事件為例。我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出城市中低收入階層有能力支付子女參加航模競賽的成本(600元報名費、1.5萬元培訓費)，遑論農村家庭了。因此，此加分項目本身就是面向城市高收入階層的一種游戲。它將身份型和技能型的加分精巧地集合在一起，權勢者可以通過權勢將本是技能型的競賽加分變成身份型的加分游戲。

　　由此帶來的后果就是，高考制度在社會階層流動中的功能逐漸減少，甚至喪失。單個的以權謀私并不可怕，可以通過監督得以避免。可怕的是整個制度的設計都是為了權勢者的需要，而這，才是高考加分制度的深層弊病所在。(傅蔚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