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31名高考考生民族身份造假事件，因其對社會公平的踐踏，自然引起強烈關注。但在公平問題上又有爭議，比如，在一片主張嚴懲的聲音中，也有人認為，取消高考狀元何川洋錄取資格，毀其一生太過殘忍，對他本人未必公平。

　　公平，只是社會資源分配的結果，從不同的利益立場出發，自然就會有對公平不同的理解。而誠信作為利益分配的基礎和前提，則是毋庸贅述的。只有從制度上保證誠信，才有可能保證結果公平。

　　其實，拋開公平之爭，如果我們把誠信作為一個考生和官員最基本的素質和品質，那么取消造假考生的錄取資格，對相關責任人嚴懲都是順理成章、無可爭議的。而且，我們也不難發現，考生民族身份造假事件，從各個環節、自始至終都是一場社會的誠信危機。在這個過程中，社會公平固然很受傷，而社會誠信則在泣血。

　　比如，篡改民族成分需過5關，而這層層關卡居然形同虛設，相關責任人的誠信缺失可見一斑。耐人尋味的則是這些造假者在東窗事發后的系列表演。比如，造假考生何川洋可以繼續說謊“根本不曉得怎么回事”；他身為巫山縣招辦主任的父親何業大也可以在坦承違法違規之后，詭辯“這是妹妹所為”；而石柱縣副縣長湯平在解釋女兒更改民族成分時，聲稱都是“手下人”干的……他們為何在弄虛作假之后，敢于再三地編造謊言、違背誠信？

　　因為這樣做并沒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從高考制度乃至更廣泛的社會領域，我們似乎有一系列針對社會公平的法律法規，卻未見一套針對誠信的制度安排。對于弄虛作假者來說，只要能手眼通天、蒙混過關就是勝利。

　　在這樣的制度環境里，違背誠信者可以不以為恥甚至厚顏無恥，而人們也居然對之網開一面、寬容有加。于是，誠信的危機在各個社會領域蔓延，從“三聚氰胺”事件，到“羅彩霞事件”

　　……隨手拈來都可以從中看到誠信匱乏的因子。

　　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誠信，被視為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但高高掛起的道德口號，恰恰證明其與普羅大眾的疏離。然而，隨著商業文明和市場經濟的興起，誠信成為現代社會的基本要求和現代公民的基本素質。誠信危機的爆發說明，對處于社會轉型中的中國來說，我們對誠信的需求有多么強烈，而我們的誠信資源又是多么地匱乏。

　　對高考考生來說，他們是國家的未來，社會的希望。誠信的品質，應該融入他們的血液。因此，拯救社會的誠信危機，就從建立一套融入誠信考量的高考制度開始吧。　　成都商報 □本報評論員 付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