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今年“高考舞弊第一案”，甘肅天水高考替考案終于有了比較清晰的案情披露。按照當地有關部門的定性，此案為“一起有組織、有預謀的高考移民和外省籍考生替考相互交織的高考嚴重作弊案件”。

　　官式語言往往嚴謹周密卻語焉不詳，上述簡略語句敘述的，其實是下述案情：山東某縣某人，將本縣十幾位學習成績欠

　　佳的考生，轉到錄取分數遠低于山東的甘肅天水報名參加高考，此為“高考移民”。然后再組織十幾位山東考試高手遠赴甘肅為這些考生替考，此為“外省籍考生替考”。兩者“相互交織”，構成了這起嚴重的舞弊案件。

　　從教育發達省份，“移民”到教育相對落后、高考相對容易的省份，擠占當地錄取名額、損害當地考生利益，本身就是極大的不公；“移民”尚嫌不足，還要找人替考，又是一層不公。雙重不公疊加，強化了此案的嚴重程度。況且從披露案情的諸多疑點來看，十幾位被替考生本來就不合法的“移民”身份，很可能也是偽造而成。若真如此，其背后由戶籍管理、考生登記、考試組織、最終錄取諸多環節組成的整個高考程序，可能已經形成了完整的“一條龍服務”。天水市政府對此案高度重視，由市長親任“天水市2008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試替考事件調查組”組長，確實有足夠的理由。

　　面對層出不窮的此類案件，輿論往往從兩個不同的方向展開檢討和批評，一是呼吁有關部門嚴加管理、嚴厲打擊、嚴格執法，加大違法成本，杜絕違法現象；另一種思路則是將類似違法現象的起因，歸結為不合理的高考制度和錄取名額分配所致，因此要求檢討現行教育制度，改革高考方式，“從根本上”消除高考移民等違法現象的必要性。

　　而就中國當下的現實而言，高考必須每年如期舉行，在不可能于一年之內完成教育制度根本改革的情況下，如期而至的高考，也就只好繼續在一個不盡合理的制度下進行。于是，新一輪試圖發現漏洞、利用漏洞的“變通”行為，也就繼續在暗中進行。在這場“魔”與“道”的無限競爭中，監管與舞弊、違法與執法的手段相互促進，整個社會付出巨大的額外成本。

　　必須明確的是，在層出不窮的高考舞弊現象中，有一部分屬于現行教育制度帶來的副產品，如“高考移民”的最初出現，便屬于學生家長在現行錄取名額分配制度下，利用戶籍制度與學籍管理之間存在的模糊空間采取的取巧行為。在一個日益松動的戶籍制度下，這種取巧行為不但有很大的空間，也相對容易得到輿論的同情。而其他如替考、作弊和錄取環節的行賄舞弊，則在任何時候都屬于違法行為，只要中國的教育資源沒有充裕到供大于求，此類現象便必然給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帶來破壞，必須嚴加防范、嚴厲處罰。

　　因此，面對不同的高考舞弊現象，應該采取不同的相應措施。一方面，只要中國的高度教育資源仍然需要通過高考進行競爭性分配，對替考、作弊、行賄等違法現象，就必須進行不計成本的嚴厲打擊，以維護社會公平。而對于因現行制度漏洞而存在的灰色空間，則應該從嚴格監管和制度改進兩個方向同時著手，而不能一味在高考報名的終端環節著手。

　　舉例而言，在戶籍制度不變，而人員流動、人戶分離現象不斷增多的情況下，仍然恪守按照戶籍報名高考，必然人為造成進城務工或異地務工的家庭家長與孩子被迫分離，既不利于促進城鄉和諧的社會公平，也不利于促進教育資源的公平、合理分配。在嚴格學籍管理的前提下，改按戶籍報名為按學籍報名，應該是現行制度下可以接受和容忍的微調，也有利于戶籍制度和教育制度的進一步深化改革。

　　任何改革都需要付出成本，但不改革也同樣需要付出成本，還可能是更大的成本。現行制度下“魔”與“道”相互斗法造成的社會成本，與制度改革的社會成本之間，究竟如何權衡比較，已經是必須面對的問題。(張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