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本報報道，2月9日是重慶中小學報到第一天，也是國家全面取消義務教育階段借讀費的首個開學日。記者發現以前非轄區戶籍學生每學期交的借讀費，現在變身“捐資助學費”。

　　借讀費雖被宣判“死刑”，卻死而不僵，再披新的馬甲卷土重來。作為一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典型樣板，它其實也暴露了多個層面的問題，譬如政令不通的權力梗阻、屢禁不止的亂收費、唯分數為王的應試教育等等。

　　教育不是產業，產業化會毀掉教育。對于義務教育階段而言，任何名目的收費都是不對的。我們在痛斥少數學校的瘋狂逐利沖動時，也應從部分校長的滿腹牢騷中讀出“弦外音”——看起來很美的取消借讀費政策，是不是出現了支撐力不足的問題？

　　在宏觀政策層面，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去年底已下發文件要求，從2009年1月1日起取消義務教育階段借讀費。然而據不少學校反映，微觀方面的具體措施沒有及時跟進，地方政府對學校的投入仍按戶籍學生人數核算下撥，財政部門對流動學童的教育教學成本沒有新的補貼，以前靠收取借讀費彌補的電費水費等資金缺口，現在找不到補償渠道，他們只能變著法子收費。

　　近些年來，每次應對公眾關于教育亂收費的質疑，一些教育部門總是無奈地拿出公共教育投入不足的理由，以部分學校入不敷出作推脫。這種說法并非沒有道理—— 自從1993年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比例4%的目標至今，這一目標在很多地方也沒有真正實現過。少數地方教育部門欲通過亂收費彌補政府投入不足，部分學校也通過亂收費緩解辦學經費緊張。如果不建立起科學合理的教育成本分擔、補償、保障機制，僅靠割韭菜式的清理思維，教育亂收費只可能是割了一茬又冒一茬，始終“剪不斷、理還亂”。

　　對學生及家長有效減負，意味著在公平核準教育成本的基礎上，必須對學校增加投入。否則公共教育資金跟不上，辦學經費的吃緊，往往會異化為學校對學生的亂收費。好的政策不能顧此失彼，更不能將責任一股腦兒地往下推。因此，有關部門既要做好清理亂收費的“減法”，同時要做實增加教育投入的“加法”。如此，才能理直氣壯地宣判借讀費“死刑”，使其永無翻身之機。張培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