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6位在各自領域學有專長的教授投訴中國工程院院士劉興土涉嫌“抄襲剽竊等學術道德問題”。中國工程院調查后認為：劉的著作存在不當之處，但不足以構成剽竊。6位聯名舉報人堅稱他們是“據實舉報”，并為此寫下了長達兩萬余字的投訴材料。日前，《中國青年報》詳細報道了此事。

　　6位教授指出了劉興土著作中多處涉嫌抄襲的部分，劉興土也承認某些引用“沒有注明出處，不符合出版要求，是錯誤的”。中國工程院院士是我國在工程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學術稱號，當選者享有崇高的學術地位和廣泛的公眾敬仰。因而，劉興土院士的“不規范引用”一經曝光，立即引起了輿論和公眾的高度關注。人們還由此聯想到，前不久，浙江大學也曾曝出李連達院士涉嫌論文造假的案例。院士接二連三地卷入“抄襲”和“造假”的丑聞，使公眾對院士這一令人景仰的學術稱號產生了不小的疑慮。

　　舉報劉興土院士的6人中有5位是他在東北地理所的老同事，有人據此推斷舉報者和院士之間存在著學術之外的恩怨糾葛。與此類似的是，在祝國光教授舉報李連達院士的新聞出來之后，后續報道很快就指出，祝國光和李連達身后各有一家國內知名的藥品生產企業，學術之爭背后似有商戰的影子。恩怨糾葛或者商戰陰謀或許都是真實存在的，然而，對于公眾來說，怎樣的動機都模糊不了他們關注的焦點，他們更關心的是：院士為何不斷成為作假事件的主角？科研領域為何出現了很多學術不端現象？

　　6位教授和劉院士各執一辭，很多細節經過兩個角度的敘述后變得清晰。浙江大學的調查報告與祝國光的質疑也是相持不下，公眾在他們的交鋒中逐漸辨出了很多是非。從許多事例中可以看出，在學術研究和論文撰寫的過程中，基本的學術規范竟是那樣地不被看重和遵守。在某些學富五車的學者心目中，抄襲可恥的觀念已經蕩然無存。很多小學生都能認定的抄襲行為，被日漸鈍化的頭腦認為理所當然。某些本該時時敬畏的律令事先被視若無睹，事后卻引發了夸張的“恍然大悟”。比如說，“使用他人成果，但不在引文處注明出處，僅在章(書)后列入參考文獻”，這是最常見的學術不端行為。對于那些著作等身的學者來說，落下這樣的把柄，就不是疏忽大意的問題，而只能是居心不良的鐵證。

　　通常來說，作弊的人嘗到了一次甜頭，就再也無法抵御不勞而獲的誘惑。某個人的規范意識出了問題，其不端行為就會升級。有的人把別人的完整敘述肢解，用自己的語言重新包裝。有的人利用所研究學科的專業性和艱深度，編造虛假的實驗數據。有的人攀附著名學者，兜售自己低劣的學術成果。有的人自封“老板”和“主編”，巧取豪奪學生和其他學者的成果。互相模仿，彼此感染，學術腐敗愈演愈烈。

　　治理抄襲必須仰仗規則。在美國學術界，“凡使用他人原話在3個連續詞以上，都要使用直接引號，否則即使注明出處，仍視為抄襲”。在我國，目前并無統一而明確的標準來認定“抄襲”行為。即使雙方對簿公堂，各地的判例和結果也多有差別。于是，很多人在東窗事發后仍然厚著臉皮胡攪蠻纏，大玩“抄襲”和“借鑒”的文字游戲。所以，應該抓緊時間為各門學科制定一套有據可依的抄襲“標準”。有了這個標準，就可以事先震懾，事后嚴辦。治理抄襲還應該借助恥感文化的力量。如果越來越多的學者不知道敬畏基本的學術規范，中國自主創新和學術昌明的夢想終究難以實現。“抄襲可恥”在當下的語境中失落已久，但它應該成為學術界的普遍信念。李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