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沒因立場不同而不聘請我父親”

　　羊城晚報：教育界有一種看法，認為現行教育制度已經成為禁錮學術自由成長的很重要的因素，您對此有何看法？

　　湯一介：教育制度存在很多問題。比如教育引導的方向比較急功近利。為什么學校一下擴那么大？就是想更快地取得成果。其實學術不可能更快地取得成果。各個地方都在爭著建立大學，其實你想想我們有那么多能力、有那么多老師、有那么多資金辦好大學嗎？沒有。一些地方辦大學不是真正為了學術，而是急功近利的形象工程吧。

　　羊城晚報：有一個情況想請教您。從資料上看，我們中國學術論文的發表數量之多在世界上排第二位，可是其中80%的論文引用率非常低，差不多為零。看起來似乎學術繁榮了，可這種繁榮掩蓋了什么樣的問題？

　　湯一介：很多論文就是為了評職稱。硬性地要求大學老師有多少篇論文、多少本著作才給他評職稱，這是非常錯誤的。剛才談到胡適聘請我父親的事情。我父親1922年回國后，先是在東南大學當教授，后來胡適看到他的文章，就把他聘到北京大學來了。那時他一本書也沒有，只有幾篇文章，而且胡適跟他是不同的兩派，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之一，而我父親是“學衡”派的重要成員。胡適沒有因為他們的立場不一致而不聘請他。恰恰因為他的學術，就那么幾篇文章，他就可以在北大當教授，當系主任，而且在胡適離開北大之后委托他代為管理大學。如果按現在的條件，我父親那時還不夠格當教授。

　　“這就是為什么發生信仰危機的原因”

　　羊城晚報：為什么中國學者論文的引用率那么低？

　　湯一介：大概情況是，有些論文只是把國外的學術思想翻譯過來就得了，沒有新的創造，人家干嗎要引用你的呢？所以我常常講，學和術應該分開。學是你創造的一套理論，術是學到人家的技術。我們學人家的技術還是快一些的，比如造汽車，這個比較容易，也容易產生GDP。可是在科學理論上沒有創造，都是跟著人家的理論跑。人文社會科學用的也都是人家的理論。

　　羊城晚報：追求GDP和追求學術自由有矛盾嗎？

　　湯一介：GDP當然也重要，但過分看重就把別的東西消解掉了。GDP是一種工具理性，追求經濟不斷發展，它削弱價值理性，使人文沒有價值了，這就是為什么發生信仰危機的原因。

　　羊城晚報：是不是在學術界教育界提出一個價值理性的問題，正是對逝者的最好的紀念？

　　湯一介：對。

　　又是清明。懷念的天空早已飄落起紛紛揚揚的雨絲。濃霧中，先哲們拈花一笑而去，那一轉身攜走的似有還無。

　　我們為何悵然若失？為何急于撿拾起那一片片失落的記憶？因為先哲們帶走了屬于時代的智慧，也留下了無言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