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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對話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 剖析汪暉“抄襲門”事件及各方分歧

　　策劃/譚敏

　　文/本報記者 趙琳琳

　　清華大學汪暉教授，因其博士論文《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被學界同仁指稱抄襲而身陷“抄襲門”。隨后，此事件在媒體和學界引起巨大爭論。時至今日，學界、媒體各執觀點，眾說紛紜，事件結果依舊懸而未決。而關于此事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也不得不讓人深思。

　　涉嫌學術不端行為的監管究竟應該如何進行？其程序如何？各類令人眼花繚亂的聲音經由媒體的傳播與放大，是否會影響人們對于此類事件的正確認知及判斷？媒體的高度關注是否有“暴力”之嫌？就上述話題本報記者昨日對話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

　　廣州日報：近幾個月來，關于汪暉“抄襲門”事件的各種觀點頻頻見諸媒體，但是，對于此事件最后的處理卻一直懸而未決，就你看來，其處理程序如何進行才是合理的？

　　熊丙奇：汪暉事件涉嫌學術不端行為，對此類事件的處理程序應該是：就其涉嫌抄襲行為的發現而言，應由其本身所屬學術機構發現，或由學術同行提出，然后深入調查，最后給出處理意見。汪暉可以在調查過程中發表自己的意見，再根據學術機構處理意見進行申訴，最后，再由學術機構的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和處理。

　　按照這樣的程序來看，目前，涉及這一事件的一些細節其實是存在問題的，比如，王彬彬教授在媒體上發表意見后，就相當于一種“舉報”。按正常程序，相關學術機構，比如，當年授予汪暉博士學位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應馬上啟動調查程序，組成一個獨立的專家委員會，聽取各方包括汪暉本人的意見，最后給出初步意見。

　　但現在沒有這樣的程序，這不僅使事件一直懸而未決，而且導致了一系列紛爭，最后演變成了支持汪暉的在媒體上挺汪，認為這是上世紀80年代的學術問題，與當時的學術環境、學術不規范等問題有關，并反過來質疑王彬彬教授的動機。

　　學術共同體缺位是“抄襲門”主因

　　廣州日報：你所講的上述調查程序是國外大學對于類似事件的處理程序嗎？什么原因導致了我們目前學術監管的缺位？

　　熊丙奇：上述程序就是國外大學對類似事件的處理程序。大學如果獲知自己授予學位的博士、碩士或其他人員的學位被質疑，就應該馬上從維護自我學術聲譽的角度出發進行調查，公布處理結果。如果自己學校的任職教授出現了學術不端行為，發現后應馬上舉報，并進行獨立調查，公布最終結果，這是最基本的做法，而不是拿到媒體上大家討論來討論去就可以的。但是現在，由于沒有這樣的學術管理機制，導致我們必須要通過媒體討論反過來給學術機構施壓，當然，媒體討論后無法蓋棺論定，因為它不是一個學術決策和管理的機構。

　　學術監管缺位的原因是，目前，我們沒有正常的學術共同體的建設，一直以來是以行政管理代替學術管理，學術高度行政化。學術共同體是由一些學人組成的共同體，自覺的制定一套維護學術共同體聲譽的學術規范和制度，對教授進行學術評價和對學術不端的處理，都應該按照學術共同體的規則來進行，其最高利益是學術聲譽、學術尊嚴的維護，其施行應完全按照學術規律來進行，不受任何其他政治、經濟等因素的影響。

　　由行政手段代替學術共同體來進行學術評價，最嚴重的弊端在于產生學術腐敗。

　　廣州日報：對學術行為的評價，如何進行才是比較科學的？目前，我們的評價體系如何？

　　熊丙奇：就學術問題的評價而言，最終應該由學術共同體按照學術規則對事件和個人貢獻進行評價。現在，我們沒有正常的學術評價體系，對于學術問題的評價主要由兩方面完成：一是官方評價，就是政府評價，如獲得政府的成果獎、科技進步獎等，它帶有很大行政成分，追求的是學術政績；其二是媒體評價，在媒體上拋頭露面多的就可能被認定為學術水平高。

　　在學術評價缺失的情況下，媒體評價有一定作用，也容易產生很多問題，如果媒體本身有其立場、或者受到利益制約，就不可能以公正、客觀的立場來完成學術評價，更容易產生炒作、誤導和紛爭。

　　如果說媒體評價也可以對學術評價產生一定功能，那么，它應該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的功能，如承擔將學術成果向社會推廣的功能，但它絕對不能代替學術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