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評：增保障房供給之責不應推給市場

　　供需兩端頻下鐵閘，“史上最嚴厲”的行政手段的確扼住了樓市的咽喉，但若期望市場的長治久安，便不可寄于長期的非市場手段。由此，我們不難理解新政重拳的深遠內涵，就是改變房地產業的增長模式，并在遏需求的同時增供給，尤其要增加保障房和普通商品房的供給，以滿足低收入群體和“夾心層”的切實居住需求，而其重中之重，便是保障房“大禮包”如何兌現。

　　然而，承載著太多福利色彩的保障房如何能迅速并大量供給的確是擺在各地方政府面前的難題。繼本報報道上海將動遷安置房納入保障房統計后，本周北京的一則新聞同樣發人深省。11月4日，北京市國土局在房山兩個地塊實施“限地價競公租房面積”的土地新政，然而一塊流標，一塊低價成交。先不論此“長溝地塊”臨近河北，是否符合公租房“解決新就業職工等夾心層群體住房困難”的上班族定位，單說這種意圖以市場手段解決社會保障問題的手法能否奏效也待商榷。

　　首先，掛牌出讓采用的是相對市場化的“招拍掛”手段，競地企業雖然也應擔負社會責任，但其首要目的仍是盈利。設置低價上限固然可防止地王出現，但在一則“上限”不明，二則配建公租房對于商品房產品影響前景不明，相應資源投入卻被“分享”、產出難于估算的背景下，指望逐利的企業幫地方政府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的確有點“拎不清”。調控新政明確了要增加普通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的供給，但這兩種住房的供應主體必然有所區分，市場的歸市場，保障的歸保障，這種打包出讓的方式看起來是兩全其美之策，卻忽略了盈利組織和非盈利組織的本質差別，至少，在類似香港廉租房REITs這類保障開發商利益的舉措出臺前，很難說市場化的企業會有做保障的根本動力。

　　其次，中央政府給地方政府下達的保障房用地和供給目標十分清晰，而指望著靠市場競爭在供應商品房地塊中加大保障房用地的比例，本身就存在悖論。一方面，以此方式增加保障房用地勢必會減少普通商品房用地供給；另一方面，此模式算不清保障房用地供給的具體數字，一切只能事后看，如何實現切實的量化控制？

　　再者，目前公租房門檻很高，能滿足者基本不屬于購房的主力人群，因此，即便增加公租房供給也難以改變住宅產品的供需格局。這就需要地方政府“動真格的”，大力降低公租房等保障產品的門檻，方可剝離出相當的社會需求由購轉租，或借鑒某些地區已實施的“共有產權”模式，以減少地方政府的資金壓力。

　　事實上兩個月前，房山某地塊便曾出現過競標已達上限進而準備競公租房面積的一幕，結果卻是剩下的兩家開發商不約而同的退出，致使土地流標。的確，好的初衷不一定有好的結果，為此事關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出臺政策，需要比保險精算更為審慎的考量，方可讓目標一致于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