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在南京買不起房，在某媒體工作的小姜最近放棄了心愛的記者崗位，去外地一家雜志做了編輯，在那里，她以每平方米不到3000元的價格很快買了一套住房。因為上海房價高，上海吉爾生化有限公司日前收購了一家美國企業，意圖在美國發展，既迎合美國人相信美國貨的心理，又躲避高房價帶來的高成本。

　　因為高房價而“出走”的這兩個事例，引出一個話題：別讓“高房價”成為引才“攔路虎”。

　　“高房價”對于人才與城市的負面作用，不妨從溫州的反思說起。同很多城市一樣，溫州的“發家”靠的是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制造業，而研發設計、現代物流、金融信息等生產性服務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滯后。這種產業結構，帶來的是溫州老板富豪多、產業工人多，而就業于現代服務業的白領卻很少。現在，溫州同樣要向附加值高的“微笑曲線”兩端延伸，要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需要大量白領人才。但是，由于老板云集、炒作過度等原因，溫州樓房單價普遍在2萬元以上，白領人才“居大不易”，嚴重影響了溫州的人才結構、發展潛力和轉型升級。這種現象，最近引起了溫州上下廣泛而熱烈的討論。

　　溫州的反思發人深省。人才的重要不言而喻，而房價的高低常常決定人才的流向。一個地方的樓價，相對于收入、相對于其他城市過高了，勢必阻擋人才特別是中高級人才進駐的腳步，進而滯緩城市的轉型、削弱城市發展的潛力。目前，我省不少城市和地方都面臨發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推進城市轉型升級的戰略問題，人才結構已由過去的“老板+農民工”變為“老板+白領+農民工”，沒有人才不行；房價太高，人才不來，也不行。在今年7月深圳市委召開的深圳市中小企業發展報告會上，企業家們認為，是“高房價”趕走了人才，這已成為制約中小企業轉型升級的瓶頸。正基于此，上海市委主要領導近日明確表示：“我不認為房價越高越好，上海的發展取決于人才，如果房價高昂得讓人才都不來了，上海有什么希望呢？”正是基于同樣的理念與思路，我省沭陽等地提出了“低房價戰略”，以低房價促需求、引人才、求發展。

　　上海深圳等地的抉擇，無疑彰顯了城市管理者的遠見卓識——把房價高低放到事關人才引進、城市轉型的戰略高度來考量、籌謀、運作。

　　房地產業是國民經濟支柱產業，是地方財政的重要倚賴。但是，假如對“土地財政”倚賴過度，假如對樓市索取過多，表面上抬高的是房價，實際上增加的是市民的住房支出和生活成本。往小里看，不利于樓市的持續健康可持續發展；往大里說，不利于城市的人才引進和轉型升級。因此，對城市的管理者來說，從人才引進和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高度來看待房價問題，協調好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這也是一種執政能力的實施與展現，而不僅僅為了當下的財政收入而削弱城市和地方的未來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