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之前的20多年中，中國沒有房地產市場，沒有房地產業，只有建筑業。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國家是高積累、低消費，民眾是先生產、再生活。那時，我國的住房制度被概括為“國家統包住房投資建設，以實物形式向職工分配并近乎無償使用的福利性住房制度”。即由國家或單位集中建房，再分配給職工使用，產權公有，個人繳納較低租金。

　　由于福利分房制度，使得住房建設投資“有去無回”，住房建設以及維修和管理成了國家的沉重包袱，職工對住房也形成“等、靠、要”的觀念，隨著家庭人口的增加，城市居民住房形勢越來越嚴峻。

　　“那時候人多房少，房子是按照工齡、職稱和貢獻多少來分配的。”提起福利分房，年過七旬的范連慶老人對記者打開了話匣子。“分配到單位時，都是三四個人一間宿舍；工作五六年后，也還是和幾個人擠在只有幾平方米的房間里。”許多和范連慶有著相同記憶的人，對當時居住條件最深的體驗莫過于擁擠。

　　“當時人們是千方百計的利用空間，在本已狹小的空間里東挪西移，走廊里堆滿了雜七雜地八的東西。”范連慶老人感觸地說道，“對一個普通工薪家庭來說能在退休前分得一套6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已經很不容易了，而一旦兒女成家，就只能與父母擠住在一起，三代同屋的住房現象普遍存在于眾多家庭之中。”

　　“文革”結束后的知青返城高峰，和上世紀50年代生育高峰帶來的結婚高峰，讓城鎮居民的住房矛盾，在1978年前后開始突出。然而，面對全國869萬城鎮缺房戶，“統一管理，統一分配，以租養房”的公有住房實物分配制度，使疲弱的國家財政早已無力承擔。

　　關系民生的房子問題，成為當時決策層不得不思考和解決的棘手問題。

　　1978年9月，鄧小平提出：解決住宅問題能不能路子寬些，比如允許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個人手中的錢動員出來，國家解決材料，這方面潛力不小。此時，距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還有3個月時間。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針對住房問題，鄧小平再一次說，“城鎮居民個人可以購買房屋，也可以自己蓋，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后，房租恐怕要調整，要聯系房價調整房租，使人們考慮到買房合算，對低工資的職工要給予補貼。

　　鄧小平的講話打破了傳統的住房公有制、福利制觀點，描繪出了住房新制度的基本藍圖。1980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批轉《全國基本建設工作會議匯報提綱》中正式提出實行住房商品化政策，準許私人建房、買房、擁有自己的住宅，不僅新建住宅可以出售，現有住宅也可以出售。

　　“但問題是，大家手上都沒有什么錢，沒有能力買房。住公家的房子，不僅房租便宜，而且維修費用也不用自己支付，為什么還要買房子呢。”范連慶老人的顧慮從某種程度上說代表了上世紀80年代絕大多數人的想法。

　　1988年1月，第一次全國住房制度改革工作會議召開，會議系統全面地提出了我國房改的整體構想，勾勒了我國政府新的城鎮住房政策的輪廓，中國住房制度改革的大幕徐徐拉開。之后，公房出售、住房公積金制度完善、國家安居工程等房改重要內容相繼開展。

　　隨著新住房時代的開始，1989年范連慶老人將單位分給的兩間平房，按照工齡扣除房屋折舊，花了萬把塊錢買了個二室一廳的房子，住進了單元樓。范連慶老人回憶道，還記得當時全家人興奮得幾乎一夜沒睡。

　　轉眼到了1994年，國家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全面建立住房公積金制度，這成為中國商品房時代來臨的前奏。1998年7月，國務院以《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為標志，中國房改開始了從福利到貨幣的實質性一步。

　　而這一年恰逢亞洲金融危機，東南亞各國樓市一片黯淡。中國雖然沒有受到危機的直接沖擊，但仍然面臨內需不足、消費不振的局面，而住房貨幣化正好成為啟動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最好辦法。也正是從那時起，延續近半個世紀的福利分房成為歷史，商品房全面進入中國普通民眾的生活。

　　2000年，范連慶老人用多年的積蓄和一雙兒女湊的30萬元錢，購買了現在居住的這套140平方米的房屋。看著寬敞明亮的客廳，坐在搖椅上的范連慶老人不禁感慨地說道：“幾十年前何曾想過能住上這樣的房子啊！足矣，足矣。”平日里，老人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在灑滿余輝的陽臺上，逗逗他心愛的鷯哥。

　　在住房制度改革后的幾年時間里，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快速發展，不但給城鄉面貌和人居環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改善，而且成長為國民經濟支柱行業——房地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持續保持在兩個百分點以上，房地產業和建筑業累計占GDP的增加值的比重超過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