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一切變化，離不開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廣州住房條件的改善，同樣來源于改革開放的這一縷春風。也是從那時起，廣州的城市建設(shè)加快，住宅建設(shè)發(fā)生了根本變化，居民住宅從低層向多層和多功能方向發(fā)展，居住條件有了顯著改善。從1950年到1988年底，廣州全市房屋總建筑面積共增加了5443.94萬平方米，為1949年解放時房屋總面積的4.42倍。其中住宅面積增加2685.78萬平方米，為解放時住宅總面積的3.44倍。人均住宅面積從1949年的4.5平方米增加到1988年的7.29平方米，一般的家庭都住進了單位公房。

　　然而，在人人排隊等著房子的年代，分房成為一件特別為難的事情，按級別、按工作年限、按家庭住房困難程度、按關(guān)系……有要房者為了房子早結(jié)婚，有分房者為平衡關(guān)系犧牲自己……

　　口述：單位建房、福利分房時代

　　新中國成立后的二三十年中，新生的孩子都長大了，孩子又生了孩子，而且基本都是五六個；上山下鄉(xiāng)的知青開始回城了，開始結(jié)婚生子；運動中被趕走的“走資派”、“右派”也陸續(xù)回來了，拖兒帶女……擠在擁擠的城市中，大家最大的夢想是住進寬敞一點的房里。在當年，承擔這個歷史使命的是單位。

　　古志英，廣州某大型國企老總，當年分管經(jīng)濟工作，從1973年開始，“除了生產(chǎn)，我的主要精力就是抓住房，幾乎把所有能搞到的錢都用來搞住房。”

　　蓋房的第一筆錢，還是向當年的資本家借的28萬。而職工們除了工作，下班之后紛紛加入蓋房行列。終于，第一棟7層樓蓋起來了，40多戶職工住進了新房。

　　然而，住房遠遠不夠。年輕人剛進單位的三四年住集體宿舍都沒問題，但是五年后一般都結(jié)婚了，集體宿舍不行，怎么辦？古老想出了一個絕妙的主意，至今仍讓人記憶猶新。在單位的大禮堂中，中間留出一條小道，兩邊用木板隔出一個個12~16平方米的小單間，新婚的夫婦都被安置進了這些“婚房”。當年有二三十戶新婚夫婦都在那里渡過了自己的蜜月時期。然而，薄薄的一塊木板如何隔音，小兩口要親熱的時候也是頗多不便。無奈之下，有些小兩口是將音樂開得老大，而不少小孩可能就在這些音樂中誕生了。

　　為了盡早解決職工們的住房問題，古老是絞盡腦汁。單位大院的地皮用完了，平房成了高樓，他又到外面買舊廠房、舊宿舍。

　　到了1997年，他足足蓋了18000平方米的住房，改善了500多戶職工的住房問題，在這期間，有人搬了一次家，有人搬了兩次甚至三次，從幾戶人擠在一起的筒子樓，搬進了小套間，到最后，不管職工、領(lǐng)導(dǎo)幾乎都有了人均十多平方米的房子。

　　總體來說，在那個年代的原則是論資排輩，哪個人級別高、職務(wù)高，早到單位、早結(jié)婚，就早分到房，房子就大。

　　要房者個個使出了十八般武藝，分房者也不容易，雖然一般情況下總是能近水樓臺先得月，但是如何平衡各方的關(guān)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為了堵住員工的嘴，古老自己一直沒有分房，5口人在2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20多年，一直守到最后一批單位房建設(shè)好，才拿到新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