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位房地產界專家學者日前聯名上書國土資源部及住房與城鄉建設部，建議進行二次房改，建立“三三制”住房制度，解決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三三制”就是基于三個階層，實行“三種住房制度、三類供地方式、三支隊伍參與”。他們提出了“四定兩競公共住房”，即非營利公益性建房機構和建筑開發商建設的準市場化平價住房，供應對象主要是占城鎮人口60%左右的中等收入家庭。而保障性住房則以政府劃撥方式供地，由國有獨資住房投資有限公司、非營利公益性建房機構和建筑開發商共同參與，解決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商品住房仍以“招拍掛”方式供地，由建筑開發商開發建設，戶型面積和房價由開發商自主確定，滿足高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據8月26日《北京商報》)

　　低收入家庭、高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都安排好了，這樣的“二次房改”可能嗎？

　　高收入家庭不用管，低收入家庭有廉租房或者經適房，這跟現行的制度是一樣的。“三三制”與現行制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把中等收入家庭即“夾心層”囊括在內了。而所謂“四定兩競”其實與以前的“兩限房”(限地價、限房價)沒有多大的區別，無非是規定得更細致。這顯然在兩大方面加大了政府的責任：一是政府必須“大出血”，二是政府要有“大機構”。一方面，政府的土地出讓金和涉房的稅費要大幅降低；另一方面，政府要增設和養活龐大的“非營利公益建房機構”和龐大的服務及監管機構。要知道，定地價、競房價、競建設方案，尤其“綜合打分”都是非常紛繁復雜而且容易滋生腐敗的工作；更要知道，60%的城鎮中等收入家庭是一個什么概念，為這么大的群體建設、分配“平價住房”，同時監管這么廣泛的權力將是多大的工作量？現在各地的建設局、房管局、監察局擴大十倍，都不一定能應付得過來。財政收入大幅減少，行政成本大幅增長，這一反一正，政府能承受得了嗎？

　　“三三制”實施的前提是將三類家庭區分開來。因為在利益的驅動下，高收入家庭勢必想混進中低收入家庭之列，中等收入家庭可能也想混進低收入家庭之列。在個人收入信息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經適房十年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十年來，經適房飽受詬病，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資格審查流于形式，導致大量“開著私車住經適房”的現象，同時“搖號”舞弊事件頻頻發生。連只占20%左右的低收入家庭的甄別工作都做不好，怎么可能把所有家庭的收入情況都摸清楚呢？

　　市場主體越復雜，監管的難度就越大，競爭的公平性也就越難以保證。“三種供地方式”要有三重標準、三支隊伍，顯然是不平等的。這對市場機制的損害太大了，權力對競爭的干擾更是不可避免。低收入非市場化，中等收入準市場化，真正市場化的只有20%左右的高收入家庭住房了，如此這般，我國的房地產業還算是市場化的嗎？所謂“二次房改”難道就是要走回頭路嗎？

　　近年來，所謂“夾心層”的說法日益走俏。通常說的“夾心層”很薄，上下夾住它的兩層都比“夾心層”厚得多，可是關于收入層次的“夾心層”卻是指中等收入家庭，而這個階層要占整個“厚度”的60%左右。誰見過這么厚的“夾心層”？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夾心層”，政府根本“吃不下去”，也“消化不了”。即使是歐美發達國家，住房保障也沒有把中等收入家庭包括在內，何況發展中的中國？

　　所謂“三三制”不過是一個“烏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