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態 “孤獨”生活在這個陌生城市

　　不伸手向父母要錢已經很好

　　“大冬天，一個人住在這冷冰冰的屋子，就想到家里的熱炕，還有我媽做的熱面。”提起這些，小欣眼圈有點發紅。

　　由于所學的模具設計與制造專業在西安并沒有太大的市場，小欣面試了無數家國營企業都沒能進去。無奈，找了現在這份工作。每月加班加點，能拿到1000多塊錢的工資。“除去吃住，剩下的錢攢起來，還可以給自己添幾件漂亮衣服呢，不伸手向爸媽要已經很好了。”她顯得很知足。

　　馬潔是寶雞蔡家坡人，父母都是西北機器廠的職工。畢業前，父母托人在杭州為她找工作，未果。她不得不自謀出路。找到南郊一個心理咨詢機構后，實習了一個月，她就開始工作了。

　　一個女孩孤獨地生活在一個陌生的城市，馬潔也曾為自己的境況嘆息，但她有句鼓勵自己的話：“寧要西安一張席，不要蔡家坡一套房。”

　　媽媽來過西安一次，看到女兒的住處這樣簡陋，薄薄的一床褥子，冬天連個暖氣都沒有，媽媽并沒說什么，默默地給她收拾房間，還置辦了些生活用品。因為只有一張單人床，媽媽和她住了兩天就回寶雞了。

　　在去馬潔住處的路上，她的同學高娜妮幾乎沒說話。當大家彼此不再拘謹時，記者發現，高娜妮其實是位開朗直爽的女孩。她家在華縣，是個地道的農村女娃。

　　高娜妮的情況比馬潔還要差些。她在一家物流公司上班，每月只有800元錢工資，但她說，這比前一份工作要好很多。“第一份工作，在一家網站做業務員，底薪400塊，光找人、打電話、上網的花費就一大堆，每月保不住本。”高娜妮邊說邊算著賬，“現在的工作也辛苦，早上8點上班，晚上沒個準，有時候要裝車，一兩點才下班，也沒個星期天。”

　　不像馬潔，高娜妮很少給家里打電話，有啥不順心的事情，也不向父母吐露。“你給父母說，父母也幫不了你，反而讓他們更擔心。每次打電話都是寒暄幾句。”

　　大多數“秦蟻”都和馬潔、高娜妮一樣，家不在西安。在選擇排解壓力的方式和渠道上，“秦蟻”更愿意和朋友聊天，或者通過互聯網寫博客。

　　西安某心理服務中心的龍老師告訴記者：“有些大學生畢業后因找不到合適工作，會產生一些心理壓力，但大多還是認為先落腳，慢慢打拼是必然的，心理上也能夠接受。來心理咨詢的‘秦蟻’不多，但并不表示這一群體不存在心理問題，他們仍然需要幫助。”

　　未來 經歷都是自己蛻變的過程

　　呼吁社會關注他們的生存狀況

　　廉思在《蟻族》里這樣描述“蟻族”：他們充滿活力，滿懷理想，或者雄心勃勃，具有挑戰意識。大學教育給了他們知識和涵養，也曾經帶給他們對美好未來的憧憬。然而，工作后的境遇和生活，使青春的夢想無處寄托，他們不得不學會忍受焦慮，忍受不確定的暗淡時光。但同時，他們樂觀、開朗，相信自己的選擇，情愿從底層做起，在慢慢的積累和沉淀中，期待未來的爆發。

　　雷霆現在是一家售樓部的置業顧問，西裝革履，謙遜禮貌，從他的臉上已經看不出剛出校門時的青澀。

　　因為畢業時的一個巧合，剛出來打拼的他就接觸到了房地產這個行業，以后所換的4份工作都與此有關。2007年3月的第一份工作，每月只能領到600元錢，生活還要家里補貼，他父母嘆息“3年大學白念了”。

　　他沒有抱怨。從前幾份工作中不斷汲取經驗，現在，他干得得心應手。對于未來，他的見解是：所有從業經歷都是自己蛻變的過程。

　　和絕大多數“秦蟻”不同，他把房子租在鐘樓小區。“一天上完班很累了，還要擠公交，想給自己一個舒適的居住環境。于是，他和另外兩個男生合租了一套3居室的房子。”雷霆很健談，“現在城中村都將面臨被改造的命運，也為了自己能更快融入到這個城市，盡管每月房租不菲，但3人合租，每人也就400元錢，加上通信、交通等費用，一個月大概花費700元。我現在的底薪是1500元，加上績效工資，還算過得去。”

　　雷霆對“秦蟻”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和感受。他最在意自己是否能融入這個城市，而不在意從底層做起，從一無所有開始。“秦蟻”需要理解和支持，希望在這座城市有個寄托。和他同租一套房子的寧夏男孩談了個女朋友，女孩父母堅決不同意，認為男孩不是西安人，沒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不能讓女兒幸福。“這對80后不公平，房子、小汽車，總有一個奮斗過程。”雷霆替寧夏男孩鳴不平。

　　西安一個本土網上論壇，有網友貼出“蟻穴”的照片，曬起自己的溫暖的“蟻族”生活。“我承認，我們現在的條件不好，但不能因為我們住在城中村，干著貌似沒前途的工作，就被定義為弱小。李嘉誠發跡前還只是個茶樓跑堂的呢！我堅信，只要兩個人相扶相持共同努力，生活就不會虧待我們。我們80后可是很堅強滴(的)！”

　　張思峰認為，“蟻族”產生有諸多原因，最根本的在于我國高等教育的商業化發展，前些年，包括陜西在內的全國高校盲目擴招，讓畢業生人數幾何式增長，從幾十萬擴張到現在的六七百萬。師資力量不足，沒有合理的培養方案，導致教育資源浪費和教育質量嚴重下降，造成“蟻族”、“秦蟻”這一龐大群體的產生。要從根源上解決這個問題，教育監管部門應對高校辦學形成嚴格的準入制度，不夠辦學條件的取消資格，擴招的步子要減慢乃至停止。“大學生自身也要改變觀念，調整知識結構和就業期望值，敢于從最底層做起。同時呼吁社會對他們的生存狀況予以關注。”